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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宗族就正式地享有了合法地位，并被置于官府直接控制之下。由于族正承担起保甲头领的实际功能，因而宗族在这种程度上变成了保甲制度的补充性组织。[126]这一点在一法律条文中解释得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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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有堡子村庄，聚族满百人以上，保甲不能编查，选族中有品望者立为族正。若有匪类，令其举报，倘徇情容隐，照保甲一体治罪。[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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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一些官员声称，他们有效地利用宗族组织来对付反叛者。举例来说，福建龙溪知县姚莹写道，为了对付该县的盗贼，他把各乡村的族正和族长召集在一起，赋予他们登记所在宗族族人以及处理犯罪者的任务。只有在犯罪者无可救药时，才送交知县依法处理。[128]1830年左右担任江西巡抚的吴光悦发现族正在帮助官府镇压土匪的活动中作用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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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省向立族正，原系编查保甲良法，历经照办。近年缉获赣州匪徒，多有访自绅士，及由该户族捆送者。[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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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著名学者冯桂芬也认为宗族的作用非常大，因而提议以宗族作为清王朝一些重要乡村控制工具——保甲制度、社仓制度和团练制度——运行的基础。[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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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在利用宗族来帮助加强对乡村的控制时，更多的是把宗族集团当作辅助性治安工具，而不是当作具有“雍睦”（借用《圣谕》的词语）原则特点的社会团体。事实上，要求族正汇报自己亲属中违背法律情况的规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同“雍睦”相矛盾的；甚至与主张人性的根基存在于神圣的家庭关系之中的儒家思想相冲突。[131]此外，正如已经指出的，宗族常常喜欢由自己宗族中的长者来处理犯罪的成员，而不喜欢送交官府。因此，清王朝统治者在把族正实际变成保甲组织代理人时，不但破坏了正统儒家思想的基本观念，而且破坏了宗族的自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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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清政府在选择采取此种措施时充分意识到其含义。虽然一些皇帝声言承认“雍睦”原则（可能是加强宗族团结的结果）的帮助，但值得怀疑的是，有哪位皇帝打算鼓励宗族发展成为组织完整、具有影响的地方生活中心？如此看来，族正的设置，不只是在宗族中间产生了一个监视族人的保甲组织代理人，也引进了一个政府支持的领导体系，足以与宗族团体中任何其他领导体系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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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清政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看来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清政府干涉，宗族组织中出现了双重领导的局面。一种是族长或宗子，他们可以被视为“非官方”的宗族头领，他们的地位独立于官府之外；另一种是族正，他同族长或宗子截然不同，是宗族中的“官方”领袖。官方和非官方头人双元制的村庄领导模式，就这样在亲属团体中重复出现。我们既不了解这双重领导之间的真正关系，也不能确定是否在所有情况下族正和族长都是由不同人来担任。如果是不同的人，那么因清政府干涉而设置的族正在族中所得到的尊敬和支持，要比族人自己选出来的族长少。理由之一是，应清政府要求而由族人提名的族正，不能保证就是宗族中最理想或最有能力的人。在法律上，族正的职责是监视自己的亲属；对于那些在自己宗族中“有品望”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职务，他们也因此不愿意担任此职。清廷认识到存在着用人不当的可能性，在1830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承认说，“举充不得其人，又恐转滋流弊”。清政府发现很有必要惩罚那些滥用权力的族正。[132]换句话说，清政府对自己设置起来控制宗族组织的族正并没有信心。由于族正并没有得到自己宗族族人的尊敬，而那些与政府行动无关的领袖却可以得到尊敬，清政府很难通过在宗族中设置官方头领的做法而达到全面控制宗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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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显而易见。宗族利益和清王朝的目的并不一致。双重领导局面虽然会防止宗族利益过分膨胀，但是也不能符合后者的要求。没有充分考虑宗族成员的基本态度和行为，就利用宗族组织作为辅助性的治安工具，不但使宗族难以成为清王朝乡村控制的可靠工具，甚至难以成为乡村中永久的稳定力量。由于清王朝的企图和宗族利益之间的缝隙从未弥补起来，因而对于清政府来说不幸的是：承认宗族组织是一种统治工具，可能在一些情况下鼓励了宗族朝着政府讨厌的方向运行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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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令人讨厌的行为之一，就是“冒认”自己的祖先。这些宗族集团非常渴望提高自己的威望或扩大自己的影响，因而似是而非地声称自己是历史上杰出、著名人物（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嫡系后裔。[133]清政府常常找不到方法来证明它们的声称是真的还是假的，但只要他们不要太离谱，或没有什么危险的牵连，这个谱系就不会受到挑战。但是，当有些宗族夸张地把自己的宗系追溯到古代皇帝，就会引起清政府的怀疑，从而招致祸患。举例来说，江西巡抚1764年发现一些宗族“附会”自己的始祖：有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另一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地皇”——传说中的第二个帝王；再一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董卓——公元2世纪的窃国大臣；还有一个宗族声称自己的祖先是朱温——公元10世纪唐王朝帝位的篡夺者。[134]最稀奇古怪的一个事例或许就是，一个宗族声称雷震子——通俗小说《封神演义》中一个神话人物——是它的“始祖”。[135]几年后，即1780年，山东沂水县知县上报说，有个刘氏宗族的族谱“狂悖”地记述他们最早起源于汉朝皇室。[136]清廷下令把这些宗族的所有族谱都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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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还着手查禁另一种令人不快的做法：滥用修建宗祠、购置祭田的权利。在16世纪之前，控制宗族组织和占有宗祠，是绅士的特权。不过，明世宗采纳一位大学士的建议，明确准许普通百姓“联宗立庙”，结果导致“宗祠遍天下”。[137]这一发展趋势给封建专制统治造成了威胁。乡村居民一旦认识到组织起来意味着影响或势力，并认识到势力大小与宗族组织大小成比例，就很容易去发展自己的宗族集团（如果有必要，还会采取欺骗手段），并修建“公祠”作为群体的有形象征和运作基础。清代皇帝继续准许宗族修建宗祠、购置祭田，但一旦出现滥用，就毫不犹豫地缩减这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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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显著的滥用，是一些同姓不同宗的人，声称自己同宗而修建“宗祠”。在清政府看来，这一做法不但违背了宗族的基本观念，而且会带来危险后果。早在1742年，江西巡抚就采取措施铲除他所称的“宗祠恶习”。他在一份告示中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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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系聚族乡居，而于城中借名建祠，招揽同姓不宗之人，图财倚势，附入祠中。良贱无分，宗谱混乱。[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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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20年后，江西另一巡抚〔译者按：富德〕发现“联宗立庙”之习惯跟以前一样猖獗。1764年，他上奏乾隆帝说，合并成“族”的人，虽然同姓但不一定同宗，而且居住不同的村、镇和城。感兴趣者捐献基金，并兴建“宗祠”（在府城或省城），通常拥有一定量的祭田。他们常常挑选一位古代皇帝、国王或高官来作为“始祖”。参加组织的人把自己祖先的牌位安放到“总龛”里；这种牌位数目成百或成千。而安放牌位的唯一条件就是捐一笔钱。至于要加入之人与“族”中其他人是否具有同宗关系，则完全不重要。至于“联宗”之动机，该巡抚作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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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查同姓之祠，虽不能追其所归，大概由单姓寒门，欲矜望族，或讼棍奸徒，就中渔利，因而由城及乡，由县及府，处处邀约敛费，创立公祠，随窜附华胄，冒认名裔。而不肖之辈，争相仿效，遂至不一而足。至建祠余赀，或置田产，或贮钱谷，多有借与同姓愚民，倚祠加利，盘剥租息。[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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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虚假宗族导致的一个直接而明显的恶果，就是诉讼案件上升。该巡抚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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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查各属讼案烦多之故，缘江西民人有合族建祠之习。……其用余银两，置产收租，因而不肖之徒，从中觊觎，每以风影之事，妄启讼端。借称合族公事，开销祠费。……用竣，复按户派出，私财任意侵用。[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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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设法禁止这种虚假“并族”行为。乾隆帝在1764年的一道上谕中加以禁止，并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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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敦宗睦族，岁时立祠修祀，果其地在本处乡城，人皆同宗嫡属，非惟例所不禁，抑且俗有可封。若牵引一府一省辽远不可知之人，妄联姓氏，创立公祠，其始不过借以醵赀渔利，其后驯至聚匪藏奸，流弊无所底止，恐不独江西省为然。地方大吏自应体察制防，以惩敝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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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乾隆帝所提到的“敝习”并不流行的省份，大族是自然增长而非虚假扩张的结果，但宗族组织的真实规模和力量也会引发滥用，直接对和平造成伤害。乾隆帝在1766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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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俭奏，粤东随祠尝租，每滋械斗顶凶之弊，请散其田产，以禁刁风。……恐有司奉行不善，吏胥等或致借端滋事。……况建祠置产，以供祭祀赡族之资，果能安分敦睦……何尝不善？若倚恃族蕃资厚，欺压乡民，甚至聚众械斗……其渐自不可长。此等刁风，闽广两省为尤甚。……嗣后令该督抚严饬地方官，实力查察，如有此等……之事，除将本犯按律严惩外……将祠内所有之田产查明，分给一族之人。……着将此通晓各省督抚，饬属一体留心妥办。[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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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此时已经相信，不管上面所提到的宗族是由真正同宗的族人所构成的，还是由毫无血缘关系的人所组成的，它们的扩张都给清王朝统治造成了威胁。至少在乾隆帝看来，大宗族比小宗族更容易给清王朝带来麻烦。1768年他回应在大宗族中设置宗族头领的请求时，在一道谕旨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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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御史张光宪奏请设立大姓族长一折，所见甚属乖谬。……民间户族繁盛，其中不逞之徒，每因自恃人众，滋生事端。向来聚众械斗各案，大半起于大姓，乃其明验。……若于各户专立族长名目，无论同姓桀骜子弟未必能受其约束，甚者所立非人，必致借端把持，倚强锄弱，重为乡曲之累。[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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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18世纪结束之前，清王朝统治者就已经意识到宗族组织并不一定是可靠的基层统治工具，而且在不利的环境下经常变成麻烦的来源。他们坚决地控制宗族，迅捷地镇压其不良行为，但没有证据显示清王朝成功地将宗族变得对帝国统治有益无害。“恶习”仍然在蔓延；无论怎样，宗族集团之间的世仇在下一个世纪里并未消失。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社会发生大动荡时期，有些宗族的反应就成为另一个骚动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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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认为宗族的本质在实质上是“恶”的，因而以严厉的措辞批评宗族的发展超出了其自然范围；其中一些学者甚至进一步对所有拥有有形组织的宗族进行严厉谴责。举例来说，17世纪的一位学者就断言“同姓通谱”的动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大家族的潜在动机在于“蠹国害民”。[144]19世纪的一位学者赞同此观点，而且言辞更激烈。他相信宗族组织漠视对清王朝的应尽职责，漠视对所有族人应尽的亲谊：[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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