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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上述两种不同的观点都存在着过于简化的毛病，也不足以说明实际情况。因为，两种观点各自关注于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而未考虑到中国农民的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方环境下所发生的重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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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避免过于简化的毛病，就要记得考虑两种一般情况。首先，我们必须强调显而易见但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清帝国统治下乡村地区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地点都是相同的，而是由互不相同的地方条件和变动不居的地方环境构成的一种巨大拼盘；在这个拼盘里，不同地方居民的行为模式明显不同。乡民并不属于一个同质的群体，而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绅士和平民。根据各人对现存统治秩序的不同态度，每一阶层又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子类。在绅士阶层中，其立场或行为一般符合清王朝需要和利益的人，归在“正绅”（正直绅士）类；其举止行为与此不同者，属于“劣绅”（品德行为败坏的绅士）。在平民中，一般服从统治的、容易驯服的，称为“良民”；而反抗朝廷控制或者扰乱帝国安宁的，称为“莠民”，或贴上其他类似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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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必要作一点说明。既然对不同的人使用“正”“良”和“劣”“莠”等标签，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是加强或危害帝国安全，或者他们的态度是服从或反抗帝国控制来决定，那么帝国时期的作者使用这些标签，就反映了朝廷的观点。因此，它们并不是对臣民符合逻辑的分类，也不一定能够反映这些人的本质，除了他们对帝国控制的态度之外。这里使用这些标签，仅仅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出发点，并让我们避免使用一些累赘性词语，如“有助于清王朝统治的绅士”“容易对清王朝统治造成威胁的士子”或“反抗朝廷统治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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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包括农民、工匠、小商贩和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动或智慧谋生的人。这种“良民”虽然大部分对清王朝法律一无所知，但无论碰巧遇到什么样的权威，他们一般都畏惧、服从。他们每日所关心的，不过是如何使家人和自己继续生活下去。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不去考虑是要维护还是破坏现存政权。正是因为有这种“良民”，才有前述乡谚的结尾句子“帝力何有于我哉”。也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存在，才使一些作者认为“中国人的特点是忍耐、俭朴、勤劳、爱好和平、遵守法律、尊敬权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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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莠民”，大多数是无业游民，虽然其中一些人也从事那些会让人变得强悍、养成盗匪般态度的职业（诸如盘踞在荒山野岭，或在那里开矿）。通常情况下，在大多数乡村地区，他们是地方人口中的少数。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这一群体的重要性。因为，虽然在社会平静时期，他们不过是采用敲诈、恐吓或威吓的手段勒索“良民”（甚至有时纠缠“正绅”），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就直接转变为实质上的“匪”，成为拦路抢劫的“山大王”，或者成为十足的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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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并不只有乡村“莠民”要为大规模的叛乱负责。乡村社会发生动荡，常常是这种“莠民”和一些“劣绅”（他们基于各种理由，认为可以向既有政权挑战）联合行动的结果。在接踵而来的社会混乱中，一些“良民”可能因失去了财产和谋生手段而绝望，采取（至少暂时）不同于他们惯常的行为；另一些“良民”在入侵者胁迫下不得不加入反叛队伍。这样，反叛队伍的等级得到提升，局面让政府更难以处理。还有一些人，长时期受到地主、地方官及其走卒的压迫和剥削，在饥饿和死亡的边缘徘徊，因而很容易被煽动起来，投入暴力反抗行动。当然，并非所有最初被视为“良民”的人都加入到反叛队伍中去，他们也并非未经挣扎就屈从于后者。其中一些重视身家性命的人，自己会武装起来抵抗来犯者，有乡绅领导时尤其如此。在动荡时期结束、社会秩序重新恢复之时，离乡背井或被裹挟的乡民，抓住最早的机会最先回到原来的家园，从事先前的职业。“莠民”和“劣绅”则克制他们的行动，保持在和平时期的界限之内。随着“治”“乱”的交替出现，“人民的一般气质”有时好像显得“忧郁而懒散”，而在另一个时候变成“火山般的暴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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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人民”是指整个乡村人口或全部农民的话，那么上述观察就不精确。因为，要整个乡村地区在所有环境之下都保持温顺，那是从来都办不到的；但是要所有农民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形成单一的团体来对抗朝廷，或者反抗社会其他群体，也从未发生过。被一些学者视为近代“农民战争”最佳事例的太平天国之役，当然并没有把农民全部包括进去。同太平军作战、帮助拯救清王朝统治的湖南“乡勇”，大多数不就是农民吗？这一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但否定了中国农民无可救药的温顺性格这个近乎神话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他们是革命的动力的另一个神乎其神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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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国乡村地区呈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它是一个广阔的、多样化的、变幻无常的舞台，上面点缀着许多大小不一、组织程度不同的村庄，居住着许多社会、经济、心理背景各不相同的人。虽然他们所处的基本历史和环境背景在整个帝国大致相同，而且在相对长的时期内实质上都未改变，但是，乡村中各个群体对他们各自所处直接环境兴衰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清帝国乡村控制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就是如何有效地控制乡村人口的各个部分，以便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把反叛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换句话说，这一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那些对清王朝统治有益的元素，如何镇压那些倾向于反对它的元素，如何保护构成乡村经济的骨干、一般倾向于尊敬权威的元素。各种各样精心设计出来的乡村控制的措施和制度，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与认同上述两种关于中国农民的近乎神话的观点相比，清王朝统治者在这里展现出对乡村情况更敏锐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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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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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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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各地居民所处环境并不相同。为了充分地说明这一总体观察，[13]可以引用19世纪一些亲历者对乡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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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位西方作者的笔下，经济条件相当好的华南地区，某些农民的生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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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是相当可敬的一个群体。但是，由于各自的田地都很少，他们或许没有我们英国的农民那么富裕。每一户农舍都是一个小社会，一般由三代人构成，即祖父、祖父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和谐、融洽。全家都能在田地上劳动；如果需要更多人力，就雇佣陌生人来帮忙。一家人生活得很好，勤劳，衣着朴素。……由于我在这个地区（即浙江）非常出名，总是待人很好，因而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在中国农民家里，我开始感到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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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对小康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态度大体正确的描绘，不只是浙江地区，经济条件同样较好的其他地区也是一样。不过，这样的生活，只有在环境有利时才有可能。同一位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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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过的地区，可能叫作宁波平原。这一地区十分平坦，虽然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显著特色，但是土壤十分肥沃，大米产量相当高，是当地居民的主要粮食。平原上布满了小乡镇、村子和农舍；同我们考察的所有中国肥沃平原一样，这一带人烟稠密。……我们把船飞快地划到江边〔译者按：即甬江〕，上了岸，转过第一道弯，道路就指向佛塔〔译者按：天封塔〕矗立的小山。当我们爬上这座海拔大约1，000英尺的小山山顶，周围美丽壮观景色尽收眼底。这种景色在中国肥沃地区或许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吸引人。……无论我们的眼睛转到哪个方向，都能看到乡镇、村庄；广阔的原野上，好像每个地方都种上了庄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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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另一名西方人，对类似景色作了更详细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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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一次置身于乡村地区。到处都是桑树、水稻、烟草、坟岗（高高的芦苇秆上飘扬着“旗子”）、攀援在竹架上的葫芦；所有农民——男人和女人——都在辛勤劳作，一起用力，脚踩水车灌溉田地。这就是这个三角洲（位于浙江嘉兴附近）生产力的秘密。每隔一百码就有一座家庭性脚踏小水车坐落在水沟上，上面绑着小竹筒，翻滚舀水灌溉桑树地或稻田。……今天，我们遇到在从事这项灌溉工作的农民肯定有一万名之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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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记述写于1857年，太平天国叛乱正在帝国的许多地区剧烈蔓延，因此这个地区的繁荣更引人注目。它鲜明地反映了直接环境对农民生活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清帝国不同地区的环境不同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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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景象并不仅仅限于浙江或华南地区。在环境有利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山东全省的土地虽然并不肥沃，但是在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却非常舒适。一位西方旅行者报告了她1907年10月初在青州府附近所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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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青州府城甩在背后，穿过一片视野开阔地区，每个农民仍然在自己土地上辛勤耕耘。一些土地已经翻耕，另一些土地上绿油油的麦子有几英寸高。……这片翻滚的麦浪，看起来更像春天，而非秋天；许多村庄都藏在各种树木——柳树、白杨和柳杉——树荫之下。柳杉常常环绕在寺庙周围，或与坟岗相接。打谷场上堆满了金色的谷粒，准备贮藏过冬。被光滑草席蒙住眼睛的骡子，拉着石碾，把豆子碾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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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地区都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各户都是全家老小一起劳动。我们看到一个未穿衣服的婴孩躺在阳光下取暖；女人尽管缠着足，仍然像男人一样忙碌。一架架手推车在沉重的负荷下呻吟起来。由于负荷太重，必须要一个人在车前用力拉。……偶尔，我们看到一人骑着小马奔跑而来，随即响起一阵悦耳的铃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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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参观突然终止，因为被告知，如果不在太阳落山前回到青州府，就会因城门关闭而进不了城。……在田地里的一天劳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工作永远不会结束。所有粮食装进粮仓之后，又必须日夜守护。坐落在田地边的小茅房就是用于这个目的。这种小茅房有时建在高高的树干上，这样视野更开阔；或者坐落在比邻打谷场的田地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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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西方旅行者报告了他1868年在直隶省所看到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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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保定府之后，我仍然看到的是绵延不断、广阔无垠的耕地，大规模的村庄相当多，一个接着一个。我就沿着穿越这种耕地和村庄的道路继续前进。我很幸运，碰上了乡间的秋天庙会。我经过了好多个村庄，村民都忙着去赶集。各种各样的粮食非常多，都摆在集市上出售；在许多地方，女人们忙着纺纱，出售棉线；这几乎是整个直隶都在从事的工作。棉花来自直隶南部，当地消费不掉的棉线北上运往北京。长条形的蓝色棉布也很多，还有水果、原棉和各种各样的原始农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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