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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牧令书辑要》，9/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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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包世臣《齐民四术》，12/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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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John F.Davis，China （1857），II，p.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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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东莞县志》，3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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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III （1865），pp.282-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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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Fielde，A Corner of Cathay （1894），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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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Hu Hsien Chin，Common Descent Group，p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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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Williams，Middle Kingdom （1883），I，p.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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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林则徐（1785—1850），《林文忠公政书》，《两广奏稿》，3/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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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知新报》（1899），106/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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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九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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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民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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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几章中我们把中国乡村描绘成由一群规模大小不等、组织程度不同的村庄凑在一起的图景。但是其中不包括完全没有组织存在，以及居民极端贫困而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公共活动的乡下地区；[1]也没有顾及帝国境内那些连村庄（乡村农户聚居在一起的紧密团体，形成一个以确定的名称而被认识的单位）都几乎不存在的地方。[2]第九章和第十章就来补足这幅不完整的图像，描述乡民生活的一般环境，探讨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方式，而不论其是否处于有组织的村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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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很了解中国农民的情况，但是，不同的人，观点也就不同。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农民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危害，他们热爱和平，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满足于简朴但不富足的生活。这一切就是中国农民的全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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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观点的事例很容易找到。西方一位传教士兼教育家在19世纪末的下列陈述就很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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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几千年前，尧帝在视察途中听到一位老人击壤唱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今天的皇帝如果也作同样视察，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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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农民并不因为对政治冷漠就对自己的乡邻冷淡。举例来说，位于华南地区的一个乡村，村民在“过去的好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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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邻有酒、肉、菜、饼之属，率分遗邻人。有池塘，则自取其大者，余小鱼虾听邻人取之。有宾至，或邀比邻，邻则备肴核数具，谓之“帮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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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灾害或苦难时，中国农民仍然充满忍耐精神。他们保持温顺的性格，默默地承受着苦痛。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就对此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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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虽然过着非常艰辛的生活，却忍受着。在他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社会的——之间存在着看上去十分稳定的平衡。每个农民虽然希望拥有一块土地，却并不为佃耕而烦恼。虽然他们希望税收少些，却并不为必须要付高额的租金而鸣不平。他们消极保守，默默地承受一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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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一些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农民的人生态度极端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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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来自西方、熟悉“给我面包，否则就流血！”的革命呼声的外国人来说，难以理解的是，一群群无家可归、饥饿难忍、处于绝望境地的逃难者，在遭受洪灾或饥荒沉重打击的土地上到处流浪，为什么不在自己遭受毁灭的地区团结起来，向有关州县官员索取一些救济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处于饿死边缘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所得的回答毫无例外，都是“不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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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些学者所持观点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认为，中国人中，农民们多少是比较好战的。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自从农民出身的陈涉揭竿而起，推翻始皇帝建立的秦王朝以来，中国农民就不断猛烈抗争，推翻骑在他们头上的压迫者。因此，14世纪一位著名的中国学者就指出说：“故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7]现代的一位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农民敢作敢为，还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专门研究他所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8]另一位学者的思路与此类似，他认为太平天国之役是一场“反封建的农民起义”；这场起义事实上标志着1774年到1849年间一系列规模虽然较小但性质相同的农民起义运动达到了顶峰。[9]在这样的学者看来，“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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