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8508
1703098509
当然，这种景象并不仅仅限于浙江或华南地区。在环境有利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山东全省的土地虽然并不肥沃，但是在一些地方，农民的生活却非常舒适。一位西方旅行者报告了她1907年10月初在青州府附近所看到的景象：
1703098510
1703098511
我们把青州府城甩在背后，穿过一片视野开阔地区，每个农民仍然在自己土地上辛勤耕耘。一些土地已经翻耕，另一些土地上绿油油的麦子有几英寸高。……这片翻滚的麦浪，看起来更像春天，而非秋天；许多村庄都藏在各种树木——柳树、白杨和柳杉——树荫之下。柳杉常常环绕在寺庙周围，或与坟岗相接。打谷场上堆满了金色的谷粒，准备贮藏过冬。被光滑草席蒙住眼睛的骡子，拉着石碾，把豆子碾碎。……
1703098512
1703098513
整个地区都是一片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各户都是全家老小一起劳动。我们看到一个未穿衣服的婴孩躺在阳光下取暖；女人尽管缠着足，仍然像男人一样忙碌。一架架手推车在沉重的负荷下呻吟起来。由于负荷太重，必须要一个人在车前用力拉。……偶尔，我们看到一人骑着小马奔跑而来，随即响起一阵悦耳的铃铛声。……
1703098514
1703098515
我们的参观突然终止，因为被告知，如果不在太阳落山前回到青州府，就会因城门关闭而进不了城。……在田地里的一天劳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工作永远不会结束。所有粮食装进粮仓之后，又必须日夜守护。坐落在田地边的小茅房就是用于这个目的。这种小茅房有时建在高高的树干上，这样视野更开阔；或者坐落在比邻打谷场的田地里。[17]
1703098516
1703098517
另一位西方旅行者报告了他1868年在直隶省所看到的景象：
1703098518
1703098519
离开保定府之后，我仍然看到的是绵延不断、广阔无垠的耕地，大规模的村庄相当多，一个接着一个。我就沿着穿越这种耕地和村庄的道路继续前进。我很幸运，碰上了乡间的秋天庙会。我经过了好多个村庄，村民都忙着去赶集。各种各样的粮食非常多，都摆在集市上出售；在许多地方，女人们忙着纺纱，出售棉线；这几乎是整个直隶都在从事的工作。棉花来自直隶南部，当地消费不掉的棉线北上运往北京。长条形的蓝色棉布也很多，还有水果、原棉和各种各样的原始农具。[18]
1703098520
1703098521
一位美国旅行者1901年末描绘的景色虽然不那么繁荣，但也是一幅和谐的图景：
1703098522
1703098523
穿越晋北高原，从长城到太原府，道路两旁的一连串村庄，几乎都具有某些共同特色。居民超过300人的村庄很少。这些村庄与世隔绝，或许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相当数目的人类村社一样闭塞。村民虽然没有什么奢侈享受，也没有什么舒适设施，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幸福、满足。[19]
1703098524
1703098525
在社会环境大体较好、自然环境不太严峻的地方，一般都能看到上述景象。而在环境较差的地方，乡村经济自然比较落后。按照中国标准来看，农民的生活并不一定是不能忍受的。20世纪初四川一些地方表现出来的景象就是这样：
1703098526
1703098527
在这个地区，我们经过的村子更多，乡民们显得更忙碌。每隔几天，就有集市在某个村子举行，因而我们不断遇到从集市带着战利品归来的村民。……田地里到处是除草的农民，他们坐在小板凳上，看上去非常闲适。……每个家庭成员似乎都要分担劳苦的工作。……看上去，村民们吃得不错，也努力让自己温饱，但是，他们常常衣服破陋，住房都很灰暗、不温暖。由于农业是四川省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如果歉收，粮食产量不足，那么农民受到的苦难不但直接而且严重。[20]
1703098528
1703098529
关于1870年代和1880年代英国军官对天津附近小村庄的悲惨情况的报告，本书前面已经叙述过了。[21]但是，一位西方旅行者1879年5月也在天津附近地区旅行时，对这种类型村庄悲惨情况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更加具体：
1703098530
1703098531
迄今为止，我在直隶北部所看到的景象，没有一点令人赏心悦目！无论是哪一个方向，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是一片巨大的冲积平原——整个平地上到处都是鹅卵石。到处都是灰色的尘土，所有村庄的房屋都是用泥土修建的。这些房屋风格都完全相同，都非常丑陋；只有一些房屋屋顶有黑色的瓦。当你在可怜的小菜园里偶尔看到一串绿色的葫芦藤或南瓜藤时，眼睛才会感到舒服些。
1703098532
1703098533
跟白皙而穿戴整齐的南方小孩不一样，这一地区孩子们脸色非常黝黑，一丝不挂，成群结队跑来跑去，或躺在河边温暖潮湿的泥土里晒太阳。……
1703098534
1703098535
每到一地，我都注意到农民们那艰辛的手工灌溉方法。只有在辛勤劳动的地方，干旱的泥土才能挣扎地变成绿色。[22]
1703098536
1703098537
一位英国领事报告了1868年在华中一些地方所看到的景象：
1703098538
1703098539
中国长久以来就以精耕细作而著称，但是，耕种者却没有一点过人之处，既看不到他们的住房美观，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聪明才智，服饰也不整洁。……除了物质生活以外，任何方面的幸福和享受，对他们来说好像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物质生活也不稳定，很可能只有一场歉收，生活就会被摧毁。[23]
1703098540
1703098541
虽然上述描写相当精确地反映了中国乡村显而易见的物质环境，但并不能从中看出影响这种物质环境的决定性因素——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对19世纪（或任何另一时期）中国乡村情况的任何研究，都必须考虑人口和土地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作者所能做的，不过是指出一些与这项研究有关的一般要点。
1703098542
1703098543
关于清帝国人口增长的精确速率或实际程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意见并不统一，但是，他们都不怀疑自清王朝建立到19世纪中叶，人口是在相当稳定地增长的。[24]在这同一时期，可耕土地数量也在增长，但是即使考虑到官方文件上的数字只包括法律上登录的土地，与实际情况相比打了些折扣，有生产力的农地数量也没有能与人口同步增长。这种不平衡的增长率，最终导致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25]早在1710年，这一问题就引起了清王朝的注意。在当年的一道上谕中康熙帝就说道：
1703098544
1703098545
承平既久，户口日繁，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26]
1703098546
1703098547
后来在1723年、1724年和1793年的上谕中，雍正帝和乾隆帝分别重申了这个毫不夸张的观点。他们都指出了人口压力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缓解压力的方法和措施——由政府出面鼓励耕作；咨访减轻民间疾苦；在有荒地的省区进行开荒，由政府补贴从事开荒的农民。[27]乾隆帝承认说，他读“康熙实录”时，觉悟到这一重大问题。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全国人口为23，312，200口，到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增加到307，467，200口。乾隆帝说，在大约80年里增加“十三倍有奇”。[28]虽然乾隆帝没有提到在耕的土地数，但是他大概很了解官方的报告：在1685年为607，842，992亩，1724年为683，791，427亩，1766年为741，449，550亩。[29]土地增加速度远远落后于人口增长速度。
1703098548
1703098549
即使扣除在总人口中占较少部分、居住在城市和城镇里的人口之后，[30]也可以说乡村人口过剩：即使人口密度并不大，[31]然而在耕土地总数量也不足以提供普通农民足够的生活来源。一位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估计，18世纪中叶，可耕土地数量约为人均3.86亩；1812年为2.19亩；1833年为1.86亩。[32]现代西方一位地理学家也注意到了这一下降的总趋势。[33]地区差异当然存在，因而在土地拥有量方面，清帝国一些地区的居民的状况可能比其他地区要好。比如，在江苏泰兴县，18世纪晚期，登录土地的人均占有量约为13.31亩，到1830年左右为11.17亩；[34]在直隶蔚州，1875年左右仅仅为1.71亩；在广西博白，为1.69亩；在四川富顺，则不足1.00亩。[35]虽然这些估计并不能正确地反映各地的情况，因为它们是在登记入册的土地数（通常只代表一特定地区真正土地数量的一部分）的基础上算出的，但是，由于关于一地区居民人数的汇报常常未能把实际居住在该地所有居民都包括进去，因而漏登的居民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些估计数字中没有登记入册的土地数。无论怎样，都可以认为，居住在清帝国各地相当多的农民手中并不拥有足够的土地（亦即每人3亩多）来维持自己的生存。[36]一个实例可以说明此点。一位地方志修纂者在1900年代评论四川绵竹县的情况时写道：
1703098550
1703098551
每人约占田二亩六分零……仅给衣食，若遇冠婚丧祭、水旱偏灾，则负债失业，流离转徙，此民之所以日即于贫。[37]
1703098552
1703098553
因此，有关“远东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口对生计的压力”[38]这一观点，是有一些道理的。众所周知，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粮食短缺（有别于天灾所导致的饥荒）；[39]这一事实证明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中国在长时期里粮价上涨的相关现象，也佐证了此点。雍正帝在1723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的话，很能说明问题：
1703098554
1703098555
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水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由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40]
1703098556
1703098557
事实上，自雍正以后，土地数量继续下降，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一位作者指出，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到1820年期间，粮食价格翻了一番。他认为，产生这一情况的主要因素是饥荒；1707年、1709年、1755年和1785年，其家乡江苏省广大地区发生的自然灾害，把粮食价格推升到正常价格的好几倍。但是，饥荒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自1785年以来，不管收成是好还是坏，江苏地区的粮食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与1707年发生灾荒之前的正常价格相比，几乎上涨了5倍。[41]另一位作者在汇报浙江情况时强调说，1740年代每石大约1，000文的粮食价格还被认为过高，而在1790年，每石2，000文的价格就被认为很“廉价”了。在1794年夏，每石粮食价格大约为3，400文。[42]19世纪的一位天主教传教士指出，1862年全中国一般粮食价格为每石10两银子。[43]由于江苏1792年银钱兑换率为每两1，300文，[44]当时的粮食价格按银子计算为每石大约2两，因此至少在江苏，粮食价格在7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5倍。虽然清帝国各地的粮食价格及银钱兑换率上涨幅度很不一致，[45]但是粮食价格的总趋势是持续向上的。
[
上一页 ]
[ :1.70309850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