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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淳朴难复，古道不行，如三代井田之法，岂非王政之善。……此亦宜于古而不宜于今。……即均田亦称善政，穷儒往往希此以为必应行，而今日亦断属难行。无论夺富以益贫，万万不可，即使裒多益寡，而富人之有余，亦终不能补贫人之不足，势必致贫者未能富，而富者先贫，亦何赖此调剂为耶？[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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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们对于听任大多数乡村居民处于饥饿和压迫之下的潜在危险，并非浑然不知。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或称权宜办法）来缓解乡村的情况，同时注意不损害到对地主的法律保护。他们试图通过垦荒，帮助无地农民获得土地。[68]即使到19世纪中叶，清政府还在鼓励无地农民垦荒。比如，道光帝在1831年（道光十一年）〔编者按：原书误为1851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命令广东省当局，鼓励在广州、惠州、潮州、肇庆、韶州、嘉应、罗定、南雄和连州等地垦荒。他首先指出，清政府自乾隆以来就在许多场合命令其他地区从事这项工作；然后说，他期望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奏效，因而告诫地方官切勿漠不关心和贪污腐败，以免“贫民被累实多，转不得沾实惠”。[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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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清政府帮助无地农民重新取得他们的土地，作为地方饥荒之后重新安置的一种补助措施。1814年发生的一个事例就能说明这一情况。这一年的一道上谕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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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以耕作为业，借资养赡。直隶大名等府属三十余州县，前因连年荒歉，民间地亩，多用贱价出售，较丰年所值，减至十倍。本处富户及外来商贾，多利其价贱，广而收买。本年雨水调匀，而失业之民，已无可耕之地，流离迁徙，情殊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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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宜官为调剂，以遂民生。着照该督那彦成所请，明定章程……所卖地亩，准令照原价赎取，定以三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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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东、河南两省上年被扰歉收各州县，并着各该抚饬属查明，一体办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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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上述措施的推行效果如何，但是，从清王朝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十之八九是很有限的。清政府另一措施——准许饥荒严重地区延期缴纳或豁免土地税，[71]对佃农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正如18世纪一位中国官员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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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最苦，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此等民人自以为上不如有田之户得蒙恩免地丁钱粮之惠，次不如服贾之家得被恩免关津米豆之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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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这些慷慨的政策给所有地主带来的好处也是不一样的。小地主承担的税负经常比拥有绅士地位的大地主来得重。当清政府豁免纳税时，小地主常常得不到消息，因而不得不照常纳税，而大地主却总能够受益。[73]对此，清政府很少设法纠正这种情况，听任不公平的税负继续存在下去，让小地主承受困苦。在他们真正可以享受豁免纳税政策的好处前，或许早已破产了。19世纪晚期一位地方志修纂者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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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之兼并割据厚利丰殖，宴然无税可纳者，所在多有。粮田虽逢稔岁，供庸调尚苦不支，勿问饱妻孥也。遂有赔累彻骨，弃陇亩以逃匿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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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国一些地方，不公平的税负事实上正是土地所有权不平均的原因所在。根据一份中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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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者，非豪民之钳贫民而强夺之也。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于是均一赋也，豪民输之而轻，弱民输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应之而易，弱民应之也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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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在不危害地主特权的情况下试图减轻佃农的痛苦。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发布的一道上谕的基础上，清政府推行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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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及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黜革治罪。[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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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虽然可以威慑残酷的地主公然做出暴行，但是并不能免除佃农的沉重负担，无论地主向佃农索取多少租金，佃农也得全额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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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政府本身常常在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举例来说，广东巡抚1732年下令所有佃农必须全额纳租。[77]另一些事例也表明，清政府随时准备帮助地主向佃农收租。据说，19世纪晚期直隶一些地方就盛行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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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之家有地数十顷或数百顷，则招佃分种，佃户借为养命之源。倘给租不足其数，辄禀送讯追；或地易主而佃不退地，亦禀送讯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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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后半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清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地主的利益。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佃农拒绝缴纳田租，有时甚至暴力抗租或威胁使用暴力。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出面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1854年（咸丰四年），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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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田之家，佃户抗不交租……该地方官自应痛加惩办。……至于佃欠业租，既经该业户控告，亦应照例惩办，以儆刁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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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清政府将佃农纳租义务提到了同纳税义务相同的法律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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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利用清廷这道命令，强迫佃农竭力履行纳租义务的情况，从一位著名学者关于江苏某地减免税收的叙述中得到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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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苏州园田，皆在世族……农夫占田寡，而为佣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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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清政府在强调地主全额收租问题上是最为有力、最为明确的。不过，清朝皇帝意识到，地主如果压迫极端贫穷的佃农缴纳田租，或完全漠视佃农的一般痛苦，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偶尔也对其“良民”和“良吏”作一些劝告。比如，雍正帝就在1729年签发的上谕中对“各富户等”作出劝告。他首先解释了土地占有的正确性，然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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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费，固非所以善守，而悭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盖凡穷乏之人，既游闲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过，转怀忌于温饱之家。……一遇歉荒，贫民肆行抢夺，先众人而受其害者，皆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后，官法究拟，必将抢夺之穷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敛财而倾其家，贫民以贪利而丧其命。朕为此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贫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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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也作过同样的劝告。他在1738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强调说，富者考虑一下贫者的需要是明智的，警告富者不要为了牟取暴利而集聚谷物或其他粮食。清政府认为这道上谕的内容非常重要，因而随后把它纳入乡约讲习内容之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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