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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山东、河南两省上年被扰歉收各州县，并着各该抚饬属查明，一体办理。[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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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什么材料可以说明上述措施的推行效果如何，但是，从清王朝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十之八九是很有限的。清政府另一措施——准许饥荒严重地区延期缴纳或豁免土地税，[71]对佃农自然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正如18世纪一位中国官员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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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为最苦，无田可耕则力佃人田，无资充佃则力佣自活。……此等民人自以为上不如有田之户得蒙恩免地丁钱粮之惠，次不如服贾之家得被恩免关津米豆之税。[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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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这些慷慨的政策给所有地主带来的好处也是不一样的。小地主承担的税负经常比拥有绅士地位的大地主来得重。当清政府豁免纳税时，小地主常常得不到消息，因而不得不照常纳税，而大地主却总能够受益。[73]对此，清政府很少设法纠正这种情况，听任不公平的税负继续存在下去，让小地主承受困苦。在他们真正可以享受豁免纳税政策的好处前，或许早已破产了。19世纪晚期一位地方志修纂者就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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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强之兼并割据厚利丰殖，宴然无税可纳者，所在多有。粮田虽逢稔岁，供庸调尚苦不支，勿问饱妻孥也。遂有赔累彻骨，弃陇亩以逃匿者。[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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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帝国一些地方，不公平的税负事实上正是土地所有权不平均的原因所在。根据一份中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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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并者，非豪民之钳贫民而强夺之也。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于是均一赋也，豪民输之而轻，弱民输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应之而易，弱民应之也难。[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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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政府在不危害地主特权的情况下试图减轻佃农的痛苦。在1679年（康熙十八年）发布的一道上谕的基础上，清政府推行下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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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及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黜革治罪。[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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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虽然可以威慑残酷的地主公然做出暴行，但是并不能免除佃农的沉重负担，无论地主向佃农索取多少租金，佃农也得全额缴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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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清政府本身常常在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举例来说，广东巡抚1732年下令所有佃农必须全额纳租。[77]另一些事例也表明，清政府随时准备帮助地主向佃农收租。据说，19世纪晚期直隶一些地方就盛行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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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实之家有地数十顷或数百顷，则招佃分种，佃户借为养命之源。倘给租不足其数，辄禀送讯追；或地易主而佃不退地，亦禀送讯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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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后半期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清政府更加注意保护地主的利益。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佃农拒绝缴纳田租，有时甚至暴力抗租或威胁使用暴力。清政府认为有必要再次出面强调缴纳田租的义务。1854年（咸丰四年），清廷发布一道上谕，其部分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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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田之家，佃户抗不交租……该地方官自应痛加惩办。……至于佃欠业租，既经该业户控告，亦应照例惩办，以儆刁风。[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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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清政府将佃农纳租义务提到了同纳税义务相同的法律层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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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主利用清廷这道命令，强迫佃农竭力履行纳租义务的情况，从一位著名学者关于江苏某地减免税收的叙述中得到间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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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闻苏州园田，皆在世族……农夫占田寡，而为佣耕。其收租税，亩钱三千以上，有阙乏，即束缚诣吏，榜笞与逋赋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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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清政府在强调地主全额收租问题上是最为有力、最为明确的。不过，清朝皇帝意识到，地主如果压迫极端贫穷的佃农缴纳田租，或完全漠视佃农的一般痛苦，也是非常危险的，因此偶尔也对其“良民”和“良吏”作一些劝告。比如，雍正帝就在1729年签发的上谕中对“各富户等”作出劝告。他首先解释了土地占有的正确性，然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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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保家之道，奢侈糜费，固非所以善守，而悭吝刻薄，亦非所以自全。……盖凡穷乏之人，既游闲破耗，自困其生，又不知己过，转怀忌于温饱之家。……一遇歉荒，贫民肆行抢夺，先众人而受其害者，皆为富不仁之家也。逮富家被害之后，官法究拟，必将抢夺之穷民置之重典。是富户以敛财而倾其家，贫民以贪利而丧其命。朕为此劝导各富户等，平时当以体恤贫民为念，凡邻里佃户中之贫乏者，或遇年谷歉收，或值青黄不接，皆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困苦而不为之援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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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也作过同样的劝告。他在1738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强调说，富者考虑一下贫者的需要是明智的，警告富者不要为了牟取暴利而集聚谷物或其他粮食。清政府认为这道上谕的内容非常重要，因而随后把它纳入乡约讲习内容之中。[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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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清王朝统治者这些劝诫性的话语，只是要说服而不是命令。清政府从来就认为土地占有是合法的；它给予地主的实际劝告，不但不是损害地主的财产权利，反而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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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者这种基本态度在下列情况下更加明显：即使在困难时期，他们也拒绝强迫地主减少一些租金，而只是尝试说服地主把从政府那得到的恩惠分一点给佃农。雍正帝1735年发布的一道上谕就很能说明问题。他宣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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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临御以来，加惠元元，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悉行宽免。……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穷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尚非公溥之义。若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不能，徒滋纷扰。然业户受朕惠者，当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近闻江南已有向义乐输之业户，情愿蠲免佃户之租者，闾阎兴仁让之风，朕实嘉悦。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宽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封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若彼刁顽佃户，借此观望迁延，则仍治以抗租之罪。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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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只是雍正帝有这个想法。他的父亲康熙帝和儿子乾隆帝，也遵循这一思想。康熙帝在一道未注明日期的上谕中这样建议山东省的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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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小民，俱依有身家者为之耕种，丰年所得者少，凶年则己身并无田产，有力者流于四方，无力者即转于沟壑。……东省大臣庶僚及有身家者，若能轻减田租，亦各赡养其佃户，不但深有益于穷民，即汝等田地，日后亦不致荒芜。[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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