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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1748年发布的一道上谕中，首先引述上面康熙帝发布的上谕，然后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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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朕省方问俗，亲见……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实缘有身家者不能赡养佃户，以致滋生无策。……转徙既多，则佃种乏人，鞠为茂草，富者不能独耕也。何如有无相资，使农民不肯轻去其乡？……总之，贫固资富之食，富亦资贫之力，不计其食而但资其力，贫民复何所图继？自今该督抚董率群有司实力稽查劝谕，务使晓然于贫富相维之道。[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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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还在他1790年八十寿诞发布一道上谕，重复雍正帝1735年所发上谕的内容：地主应该把自己从清政府那里所得好处分出一点给自己的佃农；减少租金，应该在地主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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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应因此就认为乾隆帝准备修改保护地主收租权利的政策。情况远远不是这样。1749年（即发给山东巡抚上谕的第二年），他发布一道上谕，坚决拒绝有关地主应该同其佃农平均分配当年粮食收入、不得追讨历年欠租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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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民终岁勤动，固宜体恤。……但有田之户，经营产业，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岂能迫以禁令，俾其推以予人？况佃民多属贫无聊赖……丰收之岁，尚不免凌其田主，抗负租息。今若明降谕旨，令地方大吏出示饬遵，在田主既不能强以必从，而顽佃更得借端抗欠。[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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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情况已经非常清楚，清政府对地主和佃农的基本政策是：在法律上全面保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权利，同时防止无地农民的境况悲惨得难以承受。没有材料可以表明，这一政策在18世纪和19世纪作过任何明显的修改。的确，19世纪的清王朝统治者看来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悲惨境地，比如，嘉庆帝1814年下令各省官员帮助小地主重新获得土地；又如，道光帝1822年指出，土地抵押限一年赎回是错误的，并对大臣下令准许庶民“听其自便”（照例三年为限），[88]但是一般来说，清王朝政策的基本思想仍然在于保护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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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统治者有充分理由推行此种政策。缴纳赋税的是地主，而此种赋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清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保护地主占有土地和收租的权利，也就是间接保护这笔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地主所缴赋税来自佃农所缴田租，因而清政府必须给予佃农足够保护，使他们能够继续生产，按时完纳；这对清王朝是有利的。清王朝在救济受到饥荒打击的地区时，特别照顾农民，规定只有农民才可以得到地方粮仓的救济；至于其他居民，虽然也极端悲惨，但是并不能进入领取救济品的名单之内。[89]这一事实表明，清政府考虑“小民”需求，其动机并不完全是人道主义的，而是出于政治维度的考量。地主容易成为清帝国的稳定因素。清王朝统治者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孟子的观点，认为有“恒产”的人会有“恒心”。[90]因此，给予地主保护，就是一种对自己政权安全的投资。此外，相当多的地主是绅士；用雍正帝的话来说，这些绅士就是“良吏”。清政府更有理由保护绅士作为地主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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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政策在长期看来有一些缺陷。清政府准许土地占有日益集中，几乎不加以控制；同时又听任无地农户数目日益增加。这样，小农的生活处于崩溃的边缘，清政府也就在无意中降低了自己政权的稳定因素，同时使得越来越多的乡民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清政府偶尔采取的缓解小农、佃农痛苦的措施，因与大地主的自私利益直接冲突，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效果。除了少数例外，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非常紧张。无论什么地方，只要经济、社会环境恶化到临界点，或者当乡村经济因灾害而受到严重打击时，既未得到清政府什么利益保护，也未得到清政府信任的小农、佃农，就会因绝望而走上暴力反抗地主，或许也反抗地方官的道路。这样，清王朝的乡村控制体系就会暂时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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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期的酝酿最终爆发出来。帝制中国的乡村居民可以忍受相当多的痛苦，直到其中一些人采取极端的措施。在本章余下的篇幅中，我们要描述各地村民所处困境的突出方面，以及他们在这种境遇中的基本行为方式。这就可以呈现出著名的“坚忍的中国人”一词的真相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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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之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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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多数学者都认为，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中国乡村经济衰败的总趋势是显而易见的。[91]原因首先是不断发生的灾害，使清帝国广大地区都受到打击；其次，19世纪中叶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大动荡；还有，自乾隆晚年以来，地方官吏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当然，虽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但是可以肯定，随着时间推移，乡村繁荣成为非常罕见的现象；在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地区，即使是先前处境比佃农要好的许多居民，也不能长久地维持他们的好生活。在破坏最严重的地区，村社严重萧条，变成“鬼镇”或“荒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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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观察到的直隶南部某个乡村的情况，有力地说明了乡村衰败的某些突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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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没有大地主的原因之一，是以土地为主的家产被不断分割。现在，该村拥有100亩以上土地的仅仅有18户，拥有50到100亩土地的有40户，但是，拥有的土地少于20亩的达到323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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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趋势是，各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即使是相当富裕的家庭，前景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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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头10年里（即光绪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有好几个年份发生严重的歉收和饥荒，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同来村催征交税官军的冲突中被杀。……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又是另一个战争的年份，接踵而来的是瘟疫、饥荒。许多少地或无地的人户只得移民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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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清楚反映在教育的衰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该村有两所男校，学生将近200人；还有一所女校，学生有40多名。但是目前（1935年左右），一所男校……已经关闭；……一半学龄男童和3/4的学龄女童连小学也未上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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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几段叙述作必要修正之后，这则报告可以作为19世纪中国许多乡村经济沉沦的绝佳范例。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清帝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当然在社会条件尤为不幸的北方地区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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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引用19世纪一些作者的观察，以说明这一乡村衰败的总趋势。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描述直隶定州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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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家无素储，农作外别无生理，一遇荒歉，辄仰屋袖手。……至于族无祠宇，圹乏志铭，谱系罕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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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北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来说，灌溉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比起修祖坟和宗祠更令人关注。但是，因为乡村的长久衰落，也常常任其毁坏。《鹿邑县志》（河南，1896）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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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境内旧有沟渠百数十道，皆导积潦归于干川者，近多堙塞，或犁为田。每值盛夏雨集下隰，半为泽国，自拯无术，有束手嗟叹而已。高壤易旱，掘地尺许可以得泉，然语以灌溉之利，亦率惮于图始，无肯为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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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贫瘠的华中和华南一些地区，也可以发现类似鹿邑县那样令人悲观的现象。安徽蒙城县志以三句话概括了居民的贫穷：“其土地薄卤，田无灌溉之源，家无累世之富。”[95]同样的，灵山县志（广东，1914）以如下言语概括了灵山县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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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地向多旷土，又不讲盖藏，贫者春夏称贷，岁终则尽粜其谷以偿之。富者每俟青黄不接时始发粜而享其值，若大旱，则皇皇如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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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同一省区，各乡村的经济状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在1850年代清帝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太平天国叛乱严重打击期间，广州附近一个“世外桃源”，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安定繁荣，对外面的社会动荡一无所知。一英国军官对此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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