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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趋势是，各户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即使是相当富裕的家庭，前景也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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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头10年里（即光绪帝在位的最后几年），有好几个年份发生严重的歉收和饥荒，村中大多数年轻人在同来村催征交税官军的冲突中被杀。……1911年民国建立之后，又是另一个战争的年份，接踵而来的是瘟疫、饥荒。许多少地或无地的人户只得移民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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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村经济状况恶化的情况，清楚反映在教育的衰败。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该村有两所男校，学生将近200人；还有一所女校，学生有40多名。但是目前（1935年左右），一所男校……已经关闭；……一半学龄男童和3/4的学龄女童连小学也未上过。[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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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这几段叙述作必要修正之后，这则报告可以作为19世纪中国许多乡村经济沉沦的绝佳范例。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清帝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当然在社会条件尤为不幸的北方地区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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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引用19世纪一些作者的观察，以说明这一乡村衰败的总趋势。一位地方志修纂者描述直隶定州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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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家无素储，农作外别无生理，一遇荒歉，辄仰屋袖手。……至于族无祠宇，圹乏志铭，谱系罕传。[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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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北许多地区的农业生产来说，灌溉是最必不可少的条件，甚至比起修祖坟和宗祠更令人关注。但是，因为乡村的长久衰落，也常常任其毁坏。《鹿邑县志》（河南，1896）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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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苦而不勤，播种既毕，旱涝皆听之于天。境内旧有沟渠百数十道，皆导积潦归于干川者，近多堙塞，或犁为田。每值盛夏雨集下隰，半为泽国，自拯无术，有束手嗟叹而已。高壤易旱，掘地尺许可以得泉，然语以灌溉之利，亦率惮于图始，无肯为者。[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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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壤贫瘠的华中和华南一些地区，也可以发现类似鹿邑县那样令人悲观的现象。安徽蒙城县志以三句话概括了居民的贫穷：“其土地薄卤，田无灌溉之源，家无累世之富。”[95]同样的，灵山县志（广东，1914）以如下言语概括了灵山县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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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地向多旷土，又不讲盖藏，贫者春夏称贷，岁终则尽粜其谷以偿之。富者每俟青黄不接时始发粜而享其值，若大旱，则皇皇如也。[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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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同一省区，各乡村的经济状况都是各不相同的。在1850年代清帝国大部分地区受到太平天国叛乱严重打击期间，广州附近一个“世外桃源”，享受着不可思议的安定繁荣，对外面的社会动荡一无所知。一英国军官对此记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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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我们几个朋友结队到郊外野餐，看到了一些乡村景象和村民情况。……其中一些景象令人赏心悦目。在中国这块地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令人愉快的景色，是各个村庄在“精耕细作”——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平原上的位置，周围环绕的树篱是郁郁葱葱、长满羽毛式叶子的竹林，体态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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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村民看上去繁忙而满足。在一个村子，当我们走过去时，许多人敲打铜锣，我们不知其用意所在。随后一个人走出来，邀请我们喝茶。于是，我们认为他们没别的意思，只是向我们表示和平。[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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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中文资料的记载，江苏省许多地区在18世纪和19世纪同样也有不同程度的繁荣景象。[98]根据另一些资料，浙江、山东和四川一些地区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早期也呈现出令人鼓舞的繁荣景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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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地区的情况，在不同时期变化极大。一般说来，1850年代和1860年代，在受太平天国和捻军影响的省区，其情况最糟糕。在社会秩序恢复之后，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看到不同程度的经济恢复；但是在其他地区，要么是经济恢复非常缓慢，要么是开始走上了衰败的道路。一位非常著名的西方作者1870年指出了一些北方省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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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和山西，已经发生好几年的大干旱。在今年（即1870年），除了一些地方非常少的庄稼得到灌溉可以望收以外，其他地方几乎颗粒无收。因此，居民越来越贫穷，一些地方的贫穷程度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各种食物的价格都不寻常的高。……市场萧条，是贫穷的自然结果；除了粮食以外，其他货物输入也一年一年地减少。今年情况毫无疑问比前几年还要坏。虽然一季小麦好收成就可以改变这个贫穷惨境，但是，只有连续几年好收成才可以使这些地方恢复到正常年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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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在另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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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每走一步都可以观察到居民目前贫穷、无生气的状态同以前繁荣景象的巨大反差。较大城镇，甚至乡村、庙宇、富丽堂皇的公共建筑遗迹以及中国历史，都可以证明中国北方省区以前是非常繁荣的。[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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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接着阐述了他所认为的导致这些省区经济衰败的诸多原因。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人口过多，特别是在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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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多的后果是，必须尽可能保有更多的耕地，种植居民所需要的粮食作物和棉麻，可供出口的东西非常有限。……耕种田地，只需有限的劳动力就可以了；因此，许多人都无工可做，居民普遍变得懒散、冷漠。[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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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作者认为，北方经济衰败的另一原因在于居民普遍吸食鸦片，山西和河南两省尤其如此。他说，在山西好几个地方，成年男子中至少90%都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其中大多数属于劳动阶层，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都是这样。与外国贸易的竞争，摧毁了很多内地乡村和城镇生产的产品的市场；这是乡村经济衰败步伐加快的另一原因。最后，该作者推断民变带来的破坏也让经济发展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北方省区所受民变的影响并不多于（或许少于）其他地区，但其经济的恢复也不如其他地区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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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华北地区和清帝国其他地区乡村衰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无论19世纪各地经济到底存在怎样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农民大众在总体上受到当时环境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比中国其他社会阶层遭受到更多的痛苦。19世纪后半期一些地区发生的社会变化，以各种形式为城市或乡镇带来好处，却极大地危害了乡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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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很难弄清楚乡村经济承受危害的程度，不过我们能看到乡村衰败的一些迹象，并试着分析其原因。其中一个迹象是：移民他乡或放弃农业生产所造成的人力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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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方的村民发现乡村经济不再能满足他们的生计时，就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寻找机会；有时，移居的地方遥远，因而再也没有回来。在一些情况下，这种移民运动确实有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地瘠民穷”的广东恩平县，就是一个极佳事例。由于即使辛勤劳作，也不能靠农业为生，居民暂时或永久地移居他乡谋生。地方志修纂者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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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务农者，手胼足胝……幸遇丰年，衣食尚能有赖，否则妻儿不免饥寒。无论岁之丰歉，每于收获事竣，即间关数百里往南海九江等处，估工担泥，借博劳资。至岁杪乃言旋。……计自春徂冬，无一日偷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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