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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广州最近的两个地区以及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县，乡民们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反对洋纱进口的骚乱。这些乡民大声地抱怨说，洋纱进口，夺走了他们妻儿的饭碗，因为他们是靠纺织为生的。[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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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抵抗最终是无用的。无论是家庭消费还是地方生产，甚至是在最遥远的地区，“洋货”都被广泛使用。比如，一位西方旅行者在1870年代发现，云南西部普通市场上也摆放着进口商品。[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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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发展情况已经众所周知，用不着再赘述。外国商品涌入对中国乡村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同样广为人知。[138] 19世纪末，一位西方传教士对这种情况作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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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给航运公司董事的报告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中国进行棉产品贸易的发展，以及从广州到天津和牛庄沿海商业贸易线上的美好前景，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这种贸易扩张对生活在许多棉产地的亿万中国人带来的影响。迄今为止，这些中国人靠纺织维持贫困的生活。他们每纺宽15英寸的一匹布，要艰苦地工作两天，卖到市场上，只够买一点少得可怜的家庭生活必需品以及继续纺织所需要的棉花。……但是现在，外来棉产品的“美好前景”，已经夺走了本土棉布的市场。……在一些乡村，每户家庭都有一两台织布机……而现在，这种织布机已经弃置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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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没有织布机的中国人能靠纺织棉纱勉强支撑——这是中国人面对在门口徘徊的狼，保护自己的一项最重要的辅助手段。但是近来，孟买、日本，甚至上海当地，工厂日渐活跃。比家庭生产的更平整、更耐用，甚至更便宜的棉纺织品，被大量生产出来，淹没了中国的棉作区，导致纺车不再转动，而作为年幼的、年老的、虚弱的和无助的人们收入来源的涓涓细流也最终枯竭了。[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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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机和纺车工匠是受到最残酷打击的群体，但绝对不是唯一的受害者。一位当代学者认为，在家庭手工业被极大地破坏以前，中国乡村问题并不太严重。[140]这一观点并非没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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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食鸦片（鸦片也是国外输入的商品之一）日益普遍，其后果比国外消费品的入侵甚至更为严重。当然，早在鸦片从印度输入中国之前，中国的确已经有了鸦片，中国土产鸦片大量用于制造鸦片药，对经济和社会都产生了严重威胁。但是，外国商人必须承担部分实质责任。[141]无论怎样说，鸦片烟输入量持续增加，同时“因吸食鸦片而产生的邪恶逐年上升”。[142]进口鸦片的价值一度达到进口商品总值的一半。[143]鸦片贸易的扩张和持续，除了导致本来可以用于获利的部分财富被浪费外，还让人吸毒成瘾，最终毁灭整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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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吸食成性已成为全国性的现象，虽然其程度在清帝国各地有些不同。1890年左右，西方一位医生就报告了华北一些地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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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一些村子里，男女老少都在吸食鸦片。……走进这类村子，一看到破烂的房屋和庙宇，立马就知道整个村子是由烟鬼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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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几乎每个村庄都有鸦片烟馆，所有庙会和市场都在出售鸦片烟。[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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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年之后，西方一位旅行者也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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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晋北高原，从长城到太原府，道路两旁的一连串村庄，几乎都拥有某种共同的特色。居民超过300人的村庄很少。这些村庄与世隔绝……村民虽然没有什么奢侈享受，也没有什么舒适设施，但是，他们仍然感到幸福、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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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说过，在穿越晋北高原的行程中，一天之内至少可以发现一个这样的村庄，无论用什么标准衡量，都很难认为是幸福或幸运的。即使在远处，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处境悲惨的村庄同其他村庄的明显区别。位于村口的泥墙已经破碎不堪。……房屋屋顶破败不堪，到处都是洞。走近一看，窗子上的纸窗格已经不见了，门也只有一个轴勉强支撑着。街上没人卖菜，仅有的一两间店铺也关着门。房屋的阴影里，几个男女躺着或蹲着——看上去都麻木不仁。他们的脸像皮革一样皱巴巴的，眼睛无神，迟钝，他们的衣服是一团破布。……即使是女人手中抱着的婴孩，也是皮肤干燥、脸色憔悴——所有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鸦片烟。[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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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几乎所有居民都沉湎于烟雾缭绕之中。陕西一个府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传教士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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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地方，居民吸食鸦片的恶习比通常认为的要严重得多；延安府就是其中之一。毫不夸张地说，延安府90%的居民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鸦片烟的牺牲品。……不但在沿着通往省城的主要道路上，而且深入每个府，每个州县，每个乡镇，每个乡村；按照延安府的情况来说，实际上深入到每户家庭之中。[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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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上鸦片烟瘾，最终给烟鬼带来的是“败家丧身”。它对乡村经济的破坏作用就很容易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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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鸦片烟和消费品，还对中国经济产生另一恶果，在乡村以及城镇都造成很大反响。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看法，19世纪早期的银价上涨，其部分原因就是鸦片进口。[147]前文已经指出，小农和佃农的钱币收入通常是铜钱，而纳税要用银两。因此，银价上涨，意味着小农、佃农的苦痛加重。[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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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方工商业对19世纪中国乡村各方面造成的影响，至少在一段时期里是危害而非好处。“自从与西方强大的工业接触以来，中国乡村最显著的事实就是处于不停的衰败之中”，[149] 这一观点是有些道理的。不可否认，即使没有外来势力的冲击，清帝国所处历史环境中内在的和固有的因素也会促使中国乡村经济走上崩溃之路，但是，这些外力无疑加速了这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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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乡村社会的恶化，部分原因是内力的作用，另一部分原因是西方工商业的破坏作用。到19世纪中叶，这种恶化达到临界点，清帝国各地许多乡民已经因赤贫和苦痛而绝望，情况已到了崩溃边缘。许多村民痛苦无助，默默地死去；其中一些村民加入“匪”，或者聚集在寻求摧毁现存政权的反对派领导者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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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此种乡村的描述，参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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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32），p.9：“一般说来，四川纯农业地区最特别的就是，并没有什么可称为村落的东西。在中国东部省份，地主、佃农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店铺老板和工匠，聚集而居。他们的住处相互比邻，为土墙环绕，常常离他们耕种的田地有一点距离——显然是为了相互保护。而在四川，可以这样说，地主及其劳工都生活在自己田地上的农房里，各家各户分散而居，并不是聚集在一处的。……由此产生的图景是：一间间农舍点缀在田野上，相互间距离不是很远。”Ferdinand von Richthofen，Letters （2nd ed.，1903），p.181，描绘了1872年成都府郊区乡村：“原野上点缀着一间间小农舍，乡民就居住在里面。每间农舍坐落在竹林、观赏性树林和果林中，若隐若现。”晚近的成都郊区，其情况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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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lliam 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5。这首《击壤歌》，出现时间大概比尧帝时期要晚得多。“壤”（这里翻译为Lute），不是乐器，而是用于简单游戏场合的木棍。还请参见James Legge对这首小诗的翻译，引见Arthur E.Moule，Half a Century in China （1911），p.292；Herbert A.Giles，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2nd ed.，1929），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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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灵山县志》，22/3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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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oak Barnett，“Notes on Local Government in Szechwan” （unpublished paper，1948），“一个家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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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rthur H.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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