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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和民变，本来是悲惨环境的部分产品，[124]反过来加剧了乡村环境进一步恶化。清政府为镇压民变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对生命和财产所带来的毁灭性比“贼”的活动来得更大；这常常为事实所证明。“乱后”，深受影响的村民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坏，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在许多地方，很少有村民能逃过战争洗劫而幸存下来。例如，据说安徽蒙城县无数居民死于1850年代的军事行动，或者逃离自己的家园到其他地方避难。[125]安徽和浙江一些地方受到的破坏非常严重，曾经繁荣富庶的乡村在许多年后，无论是其规模还是经济发展，都还未得到复苏。例如，一位西方考察者就把他所看到的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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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风景来说，分水〔译者按：富春江支流，在浙江省〕河谷是我在中国所看到的最好地方之一。……然而，该地生存现状却极悲凉凄惨。……尽管河谷土地非常肥沃，却到处显得荒凉。从远处看，一间间白色房屋坐落在小树林中；可是走近时，却发现它们已经变成废墟。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一带地方以前非常富庶，可现在变成了荒地。各处的房屋都是简单搭建起来的，作为可怜、凄惨的居民的栖身之所；他们的贫穷与他们生活的土地的肥沃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先前提到的城镇——桐庐、昌化、於潜、宁国，都变成了巨大的废墟，每处还能居住的房屋不过十来间。这是13年前太平天国之役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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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的生命和财产被毁坏到这样的程度；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命运相同的广大乡村地区中很少的一部分。[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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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的破坏作用，即使不会更严重，也是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另一位西方学者叙述了他所得知的陕北延安府及其附近地区在1850到1875年期间的悲惨情况；延安府所受灾难首先是战争，接踵而来的是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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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情况的人回忆起他年轻时延安府的情况时，语气充满激情。他感慨道：“当铺有八间之多！”在中国，“当铺林立”是描述城镇繁荣最好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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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讲，延安府在繁荣时期，人烟稠密；甚至连西山山上的每个窑洞，都住满了人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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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和平繁荣被打断了。同治六年三月（1866年4月），一支回民大军进攻陕北，把沿途所有城镇都摧毁了。……幸运的是，延安府当时还能够抵抗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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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总人口并未减少，整个乡间不被抢劫，延安府城不因其他地区居民大量拥入而拥挤，当地资源未被巨大消耗掉，那么，延安府还会繁荣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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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治六年十月（1866年10月），一支太平军……到达延安府。……它的到来，彻底完成了7个月前回民军队开始的人口减少过程。每一个角落都被抢劫……幸存下来的居民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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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年4月（1867年），回民军队又来了，进行周期性的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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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到来的是饥荒。我那位年长的朋友说道：“这事不能怪老天爷。”天气一直都很好；因此，如果没有战争，延安府当然还能维持繁荣。……1866年收获前，一支叛军来了，接着是另一支。……其结果是，1867年粮食供应比平常少，而需求量比平常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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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4月，回民军队第二次进攻延安府，完全干扰了当年的耕种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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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是平常的10倍，90%的人因此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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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少数幸存下来的居民在1869年获得丰收；这种景象一直持续到1876年。是年，延安府遇到了一场真正的饥荒的毁灭性打击，亦即横行数省，导致800万人死去的“丁戊奇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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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府城再未从战争和灾荒的毁灭中复苏过来，其周围乡间被毁灭的程度更严重。由于人烟稀少，整个原野变成野兽的乐园。虽然平原地带重新种上了庄稼，较广阔的山谷地带也逐渐夺了回来，但是较狭窄的溪谷仍然是豹子、野猪、狼等野兽的天下。……因此，整个延安府至今仍然是全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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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地区所遇到的情况不如延安府那样严重，但是清帝国一些地方的乡村社会被毁灭，注定要对其他地方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指出被毁灭的精确程度，但一些作者指出，清帝国在社会动荡时期的人口减少，无疑就是社会衰败的象征。[128]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帝国长时期的相对繁荣因人口过剩而很快结束；人口过多是经济的诅咒，而战争和饥荒使人口减少，从而缓解了这个恼人的经济问题，但同时给生活在乡村的亿万百姓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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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乡村环境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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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指出西方商业和工业的注入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描绘出19世纪的中国乡村环境的。很明显，西方对中国乡村产生的冲击力，不如对城市和乡镇（尤其是那些坐落在海岸附近和内陆主要交通线上的城市、乡镇）的那样迅速和直接。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无论乡村地区感觉到的影响是什么，本质上应该是经济的，而非知识的；而且这种影响的强度，在清帝国各个地方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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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影响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面向，是对土地所有权和价格的影响。最近有学者称在受商业和工业影响较小的省区，租佃关系的存在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而在“城市资本”流入农业生产的省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经常变得特别引人注目。举例来说，在近代上海的郊区，95%的农民属于佃农阶层；在广州三角洲，为85%；而在山西、陕西、河北（直隶）、山东和河南，2/3的农民拥有自己的耕地。[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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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这种影响并不限于20世纪的沿海地区。1870年2月，一位西方学者就报告湖南东部的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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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湘东居民的衣着比起我在任何其他省区所看到的要好。……相当多的金钱流入乡间，换取茶叶、茶油、大麻和煤等。……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富人”拥有相当多上好宅邸的地区。他们经商致富之后，就不再经商，把资本投入不动产，然后租给农民耕种。……湘潭长时期以来就是西方产品的巨大集散地。这里的西方商品主要从广州运来，流向四川、贵州、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甚至云南和甘肃。[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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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就成为理想的投资方向，不可避免地导致土地价格上涨。在一些地区，土地变得非常昂贵并不是因为它可以有农租的收入，而是由于其位置很适合于商业之用。广东三水县乡村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有资料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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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三水一县，为西北二江之冲，顷英人在梧州通商，轮舶往来，必经此路，故三水冈根乡之地，英人设立领事署，我中国亦设立税关征税焉。港省诸巨商，闻此消息，争往购地……昔之每亩价值数十金者，今增至二三百金。[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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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发展的结果在内陆一些地方不可能出现，也不一定就有利于乡村经济的发展。购买土地而不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其兴趣既不在于提高农业生产，也不在于改善农民生活，而主要在于从出租土地或土地增值中获取更大的利益。[132]这种趋势早在19世纪之前就存在，在西方商业和工业引入后的刺激下进一步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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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势力对乡村经济的影响，还有另一个层面。1842年到1906年，清帝国各个地方向外国开放的城市和市场达到40多个；[133]西式工厂的修建（大多数设在拥有较大港口城市的省区），[134]使洋货的进口从涓涓细流变成前所未有的洪流，首先淹没了城市，最终冲击了乡村。这种情况，对许多消费者来说意味着奢侈和享受；对城镇和城市来说，意味着工商业的发展；对相当多数在其他情况下仍然失业的乡民来说，意味着被雇佣。所有这一切，都给一些地方带来了繁荣，或扭转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丝绸、茶叶、生姜等的出口，毫无疑问使生产这些土产的乡村受益。不过，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乡村手工业在19世纪下半期的衰败。此前，手工业产品常常给乡民带来额外收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乡民因农业收入不足而受到的痛苦。中国本地产品一时还能抵挡“洋货”的猛烈进攻，[135]不过乡民很快意识到了这个威胁。西方一位学者记载了1831年英国一些商务代理向〔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的报告，其中反映了乡民对进口洋纱首次入侵所作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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