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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第一章中关于乡村物质方面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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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1857），pp.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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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Fortune，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pp.171-173.〔编者按：“天封塔”原文作“Kong-k’how-ta”，不知所指何塔。细绎原书，得知该塔位于“Fung-hwa”（奉化），应该不是位于宁波府城内的天封塔，可能指的是奉化的江口塔，也就是寿峰塔，从寿峰塔可以俯瞰整个宁波平原。作者的拼音大概依照的是奉化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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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eorge W.Cooke，China （1858），pp.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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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mily G.Kemp，The Face of China （1909），pp.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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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C.Oxenham，“Report on a Journey from Peking to Hankow，1868，”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 in North China （1870），II，p.398。还请参见Williamson在同书第一卷第269页对1865年9月17日直隶定州附近明月店猪市的描写。关于乡市上通常出售的货物，参见本书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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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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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Kemp，Face of China，pp.15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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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第一章注23和注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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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onstance F.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1886），II，p.134。有关中国乡村物质生活和耕作方法的简述，参见L.H.Dudley Buxton，China（1929），pp.59-63 and 65-134。Medhurst（麦都思）使团医生Clark Abel，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1818），pp.75-77，对清帝国各地不同环境作了如下叙述：“我想，无论是哪个旅行者，都会认为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起大沽和天津之间白河两岸地区更为凄凉。到处是沼泽，土地非常贫瘠；居民非常贫穷、悲惨，他们的住房非常简陋、肮脏、破烂不堪；土地上长不出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值得注意。……在我们第一天（1816年8月9日）的行程中，白河河岸比水面高不了多少。……河岸以外之地区，比水平面更低。……在河岸两边，一块块小米地，点缀着一些豆地，环绕在紧挨着河边的泥土房周围；产量相当少，连养活聚集在两旁看使团走过的居民都不够，很难想象可以维持居民生存。在这些围观的居民中，大多数是男人，衣裳破烂不堪。……我们走过一段路之后，沿途虽然仍然贫穷，但景况越来越好。小米地块越来越大，居民衣着越来越好。当我们来到距离天津几英里处，这种改变更明显。从这时起，我们所看到的玉米地和豆类地绵延不断，住房更加坚固；居民比起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要更健康和强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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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C.Oxenham的报告，引自Alexander Williamson，Journeys in North China （1870），II，p.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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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想得到可靠的数字是不可能的。不同的估算数字见：《清史稿》，1/5b-6a；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第20—80页；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 （1908），p.346；Edward H.Parker，China （1901），pp.189-192；Archibald R.Colquhoun，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p.9；Martin，A Cycle of Cathay （1896），p.459；Hosea B.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p.206-207；William W.Rockhill，“An Inquiry into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nual Report of the Smithonian Institution，XLVII （1905），pp.669-676；Walter F.Willcox，“A Westerner’s Effort to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and Its Increase Since 1652，”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30）。前文提到，在1712年前，清帝国关于人口的报告只是包括丁数。后来的报告虽然包括了人口数和户数，但这种数字是以从来就不值得相信的保甲登记为基础的。现代的学者在研究时应该注意这一点。有关地方人口数字事例，可以参见《续修庐州府志》，14/35a；《富顺县志》，5/2b-3b；《江津县志》，5/1a；《潼川府志》（1897），卷3；《南宁府志》（1847），16/19b-25a；《滕县志》（1846），4/10b-11b；《洛川县志》，6/6a-7b；《恩平县志》，8/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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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清朝文献通考》（第4860页、4865页、4872页、4888页和4890—4891页）和《清朝续文献通考》（第7534页）列出了下列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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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户部则例》，11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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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清朝文献通考》，3/4871。文中提到有关省区是山西、河南和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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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朝续文献通考》，25/7755。原文为“十五倍”，显然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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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大清历朝实录·高宗朝》，405/19b；《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50/33b。E.Stuart Kirby，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1954），p.177这样概括当时的趋势：“到18世纪末，清王朝日趋衰落，危机日益严重。……幸运的是，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经济史来说，有许多合适的人口统计数字和农业统计资料可以利用。统计资料表明，耕地并没有按比例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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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Paul Monroe，China （1928），p.50指出中国大约有80%—90%的居民生活在乡村。C.M.Chang （张春明），A New Government for Rural China （1936），p.1：“大约80%或更多的中国人居住在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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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8指出对中国来说，最合适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267人。这一数字对中国早些时候来说，应该往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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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罗尔纲《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人口压力》，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8期，20—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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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George B.Cressey，China’s Geographical Foundation （1934），p.90列出了下列数据：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pp.403 ff，也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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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州志》，4/4b-5b和4/17a-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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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蔚州志》，7/1a；《博白县志》，6/21a；《富顺县志》，5/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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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正如现代研究所表明，中国一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19世纪的情况比20世纪的可能要好，但是不能因此就草率认为19世纪各地的粮食都很充足。下列论著可以参考：C.B.Malone and J.B.Taylor，A Study of Chinese Rural Economy（1924）；C.C.Chang （张心一），China’s Food Problem （1931）；Richard H.Tawney，Land and Labour （1932），p.103；Wen-hao Wong（翁文灏），“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VI （1933），p.3。在这些学者中，Tawney的叙述最惊人：“要强调的是，基础事实极为简单。中国人口太多了，现有资源不可能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