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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绵竹县乡土志》（1908），《历史戊》，9b。西方学者实际上也赞同该观点。George Philips，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109，就叙述了福州乡村一农家情况：即使假定没有什么债务出现，这点收入也是很难维持五口之家的生活的。晚近的农民状况也没有什么好转。Wen-hao Wong，“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引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4，作出下列结论：“华北地区小麦产量与美国的产量大致相同，每英亩12蒲式耳。根据上面所计算的人均3亩或1/2英亩来看，每人年均产量仅为6蒲式耳，约为20斗（1斗相当于10升）。这点粮食对于一个成年男子生存所需来说，并不够。这种情况不但说明了为什么大部分中国农民即使在正常年月里也很难得到足够粮食的原因，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即一旦因雨水过多或过少，或者爆发任何其他导致耕种面积减少或产量降低的灾害，就会发生严重的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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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dward A.Ross，“Sociological Observations in Inner Asi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V，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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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xton，China （1929），p.64：“中国虽然实质上是个农业国家，可是很奇怪的是自己不能养活自己。19世纪初很普遍，到今天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的情况是，作物歉收就意味着饥饿。虽然清王朝皇帝设法贮藏粮食以防灾年，并规定每年收入新粮替换旧粮，但是，这些措施在要走上好几月才能到达的乡村推行并不成功；即使得到饥荒的消息，运送救济粮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粮食供应本身也不足；关于此点，参见第五章注17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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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清朝文献通考》，3/4874。米价上涨会引起更广泛的注意，因为米是最重要的单一农产品。Chang Chung-li，The Gentry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p.408，提到1929年到1933年间主要粮食产量百分比如下：19世纪的情况与此相比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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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1/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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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他1794年指出：“夏间米一斗钱三百三四十文。往时米价至一百五六十文，即有饿殍。今米常贵，而人尚乐生。盖往年专贵在米，今则鱼虾蔬果无一不贵，故小贩村农俱可糊口。”同书，5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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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Peter Hoang，De legali dominio practicae notiones （1882），p.24n，引自 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 （Ph.D.dissertation，195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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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49b-50a。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74b，指出1877年的兑换率每两银子为铜钱1，300文，但浙江的兑换率上涨幅度没有其他省区那么剧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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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举例来说，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桃花圣解庵日记》庚集第二集，54a，1877年（光绪三年十月九日）中说，在北京，一石（150斤）粮食，大约要4.5两银子。曾国藩在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上奏中指出，兑换率上涨带来的痛苦落到了纳税人的头上。参见《曾文正公奏稿批牍书札》，1/40a。关于华北地区小麦和其他主要粮食的价格，我们现在还找不到资料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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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39/5a-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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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钱泳《履园丛话》1/14a中指出，在18世纪，江苏一亩土地价格大约是10两银子。在19世纪前25年中，这一价格上涨了5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戊集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三日）中表白，他为了积钱买官，卖掉一些祖地。同书，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他以总价875两银子卖掉27.7亩适合水稻生长的好田——每亩价格为30两。这一事例发生于浙江东北部。同时，自康熙和乾隆时期以来，一般商品的价格也在上升。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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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33-35。农家用得到或需要的物品，价格也上涨了。《恩平县志》（1934），4/13a-b，就列举了广东一个县的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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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卷10《通表》，4b，关于清代灾害情况的表格；Yao Shan-yu （姚善友），“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 （1942），pp.273-311；以及第五章注179引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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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虽然绅士并不一定依靠农业收入为生，但是许多绅士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一般说来，绅士认为土地是最好的投资。Chang Chung-li，The Gentry，p.59，note 2，引用张英关于投资土地好处的文章，p.19引用苏州叶氏宗族的“家训”：“有便好田产可买，则买之，勿计厚值。”反映了绅士对占有土地的典型态度。事实上，这一种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一些谚语说，“富字田作底，贵字中当头”（“中”在这里的意思为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参见《吉安县河西坊廓乡志》，3/39b。然而，土地并不总是最吸引人的。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绅士和其他阶层的人对商业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参见杨及玄《鸦片战役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动向和特征》，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4期，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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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除了第四章注179—188中所指出的资料以外，在这里还可以指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息荼庵日记》，42a-b，1869年（同治八年七月三日）所作的有趣观察。当时，李慈铭花钱捐个户部主事的官，但暂时住在家乡。他写道：“作牒致山阴杨令，以征米事也。予无一亩田，而为宿逋及弟侄所牵累。吾越自地丁钱粮外，又亩收白米二升有奇。去年省中忽议概改折钱，定价升钱五十。今市中米价升二十余钱，而吏书勒收，升至八九十钱。昨有役来，催仲弟及僧慧家米，予与之论价，升至六十四钱，而役必不受。我朝定制，二十税一。今受田者既赁耕于佃，计岁所收，以中田中岁则之，亩不过米一石，粜之仅得钱二千五六百，而征晒砻臿，所需器用人力之费，又去其五六百，则亩得钱二千耳。而地漕征其四百，白米征其二百，则朝廷取之于民者四之一有赢矣。……吏贪残而无纪，是岂天子所及知哉？有司与乡之士大夫相容为奸利，督抚不举发，科道不昌言，谓寇祸其可弭乎？”李慈铭没有说明他亲戚最终纳税的税率。大概情况是，由于李慈铭对知县的影响，其亲戚比没有绅士保护的普通纳税人所纳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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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2，简明地叙述了总的情况：“在清王朝时期，或从清王朝建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的土地有九大类型，即：（1）皇室土地，分布在京师北京附近地区；（2）皇帝赏赐给满族贵族和兵丁……的旗地，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和河南；（3）寺庙土地和属于宗教团体……的土地；（4）学地，最初由文庙所有，用于维持运转，后来用于赞助公共学堂；（5）军垦地，或称最初由驻军开垦的土地；（6）族地……扬子江下游地区、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和整个广东及广西东部，特别普遍；（7）部落地……实际上为许多土著部落酋长拥有的土地；（8）官地，要么属于中央政府，要么属于各省当局或州县衙门，其形式多种多样，如荡地……新垦地和未垦的不毛地；（9）家庭私地，这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大清会典》在17/3a中记载了清政府对土地类型的划分，共有12类，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这里所特别关心的，是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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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朝文献通考》，4/4887。〔编者按：这名高级官员是顾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随后的相关问题中会再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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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6/81a-b。还请参见上面注46。〔编者按：正文出处和本章注46相同，不在葛士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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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昭梿《啸亭杂录》，1/63-64。引见Teng Ssu-yu （邓嗣禹），“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42.〔编者按：查邓嗣禹原书，正文出处为《啸亭续录》（1810年刻本），第一册，63—64页。按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下。原文为“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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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eorge Jamieson and others，“Tenure of Land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p.59-174.Edward T.Williams，China （1923），pp.92-93，概括了他们一些研究成果。现代的研究，结论也类似。比如，John 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1930），p.146，Table 1 （1921—1925，7省17个县的2，886个村庄）：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Tawney，Land and Labour，p.37.Chen Han-seng （陈翰笙），Chinese Peasant，首先探讨了现代中国各地的情况，然后作出结论说：“华南和华北的情况普遍不同。很明显，华南土地占有比华北更集中。”（第14页）但是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处境比华南地区农民要好。“华北地区典型的形象是一位贫穷的农人耕作着自己不够大的土地。这块土地一般为10亩或15亩左右；而要养活本人及其家庭，需要的土地一般是此数目的两倍。……他们个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比华南地区佃农的要好。”（第26页）还请参见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特别是 pp.2-7.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tables on pp.3 and 4指出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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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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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鹿邑县志》（1896），9/3a，引自傅松龄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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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神木乡土志》，4/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