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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载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39/5a-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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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钱泳《履园丛话》1/14a中指出，在18世纪，江苏一亩土地价格大约是10两银子。在19世纪前25年中，这一价格上涨了5倍。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戊集下（咸丰八年十二月三日）中表白，他为了积钱买官，卖掉一些祖地。同书，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他以总价875两银子卖掉27.7亩适合水稻生长的好田——每亩价格为30两。这一事例发生于浙江东北部。同时，自康熙和乾隆时期以来，一般商品的价格也在上升。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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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33-35。农家用得到或需要的物品，价格也上涨了。《恩平县志》（1934），4/13a-b，就列举了广东一个县的这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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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陈高傭，《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卷10《通表》，4b，关于清代灾害情况的表格；Yao Shan-yu （姚善友），“The Chronological and Seasonal Distribution of Floods and Droughts in Chinese History，”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I （1942），pp.273-311；以及第五章注179引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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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虽然绅士并不一定依靠农业收入为生，但是许多绅士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土地。一般说来，绅士认为土地是最好的投资。Chang Chung-li，The Gentry，p.59，note 2，引用张英关于投资土地好处的文章，p.19引用苏州叶氏宗族的“家训”：“有便好田产可买，则买之，勿计厚值。”反映了绅士对占有土地的典型态度。事实上，这一种态度是众所周知的，因而一些谚语说，“富字田作底，贵字中当头”（“中”在这里的意思为取得科举考试的成功）。参见《吉安县河西坊廓乡志》，3/39b。然而，土地并不总是最吸引人的。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绅士和其他阶层的人对商业投资的兴趣日益浓厚。参见杨及玄《鸦片战役以后中国社会经济转变的动向和特征》，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4期，第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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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除了第四章注179—188中所指出的资料以外，在这里还可以指出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息荼庵日记》，42a-b，1869年（同治八年七月三日）所作的有趣观察。当时，李慈铭花钱捐个户部主事的官，但暂时住在家乡。他写道：“作牒致山阴杨令，以征米事也。予无一亩田，而为宿逋及弟侄所牵累。吾越自地丁钱粮外，又亩收白米二升有奇。去年省中忽议概改折钱，定价升钱五十。今市中米价升二十余钱，而吏书勒收，升至八九十钱。昨有役来，催仲弟及僧慧家米，予与之论价，升至六十四钱，而役必不受。我朝定制，二十税一。今受田者既赁耕于佃，计岁所收，以中田中岁则之，亩不过米一石，粜之仅得钱二千五六百，而征晒砻臿，所需器用人力之费，又去其五六百，则亩得钱二千耳。而地漕征其四百，白米征其二百，则朝廷取之于民者四之一有赢矣。……吏贪残而无纪，是岂天子所及知哉？有司与乡之士大夫相容为奸利，督抚不举发，科道不昌言，谓寇祸其可弭乎？”李慈铭没有说明他亲戚最终纳税的税率。大概情况是，由于李慈铭对知县的影响，其亲戚比没有绅士保护的普通纳税人所纳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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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2，简明地叙述了总的情况：“在清王朝时期，或从清王朝建立一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的土地有九大类型，即：（1）皇室土地，分布在京师北京附近地区；（2）皇帝赏赐给满族贵族和兵丁……的旗地，主要分布在直隶……山东和河南；（3）寺庙土地和属于宗教团体……的土地；（4）学地，最初由文庙所有，用于维持运转，后来用于赞助公共学堂；（5）军垦地，或称最初由驻军开垦的土地；（6）族地……扬子江下游地区、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和整个广东及广西东部，特别普遍；（7）部落地……实际上为许多土著部落酋长拥有的土地；（8）官地，要么属于中央政府，要么属于各省当局或州县衙门，其形式多种多样，如荡地……新垦地和未垦的不毛地；（9）家庭私地，这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大清会典》在17/3a中记载了清政府对土地类型的划分，共有12类，其中有部分是重叠的。这里所特别关心的，是私人可以拥有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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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清朝文献通考》，4/4887。〔编者按：这名高级官员是顾琮。〕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随后的相关问题中会再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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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6/81a-b。还请参见上面注46。〔编者按：正文出处和本章注46相同，不在葛士浚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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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昭梿《啸亭杂录》，1/63-64。引见Teng Ssu-yu （邓嗣禹），“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42.〔编者按：查邓嗣禹原书，正文出处为《啸亭续录》（1810年刻本），第一册，63—64页。按见《啸亭续录》卷二“本朝富民之多”条下。原文为“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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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George Jamieson and others，“Tenure of Land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III （1888），pp.59-174.Edward T.Williams，China （1923），pp.92-93，概括了他们一些研究成果。现代的研究，结论也类似。比如，John L.Buck，Chinese Farm Economy（1930），p.146，Table 1 （1921—1925，7省17个县的2，886个村庄）：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Tawney，Land and Labour，p.37.Chen Han-seng （陈翰笙），Chinese Peasant，首先探讨了现代中国各地的情况，然后作出结论说：“华南和华北的情况普遍不同。很明显，华南土地占有比华北更集中。”（第14页）但是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华北地区农民的处境比华南地区农民要好。“华北地区典型的形象是一位贫穷的农人耕作着自己不够大的土地。这块土地一般为10亩或15亩左右；而要养活本人及其家庭，需要的土地一般是此数目的两倍。……他们个人的经济条件并不比华南地区佃农的要好。”（第26页）还请参见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特别是 pp.2-7.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tables on pp.3 and 4指出类似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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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pp.14-15；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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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鹿邑县志》（1896），9/3a，引自傅松龄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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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神木乡土志》，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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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番禺县续志》（1911），12/1b-2a。有关其他几个租佃关系，例见：《洛川县志》，8/9a-b；Buck，Chinese Farm Economy，p.148；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52有关租佃制度的补充讨论，参见Chang Chung-li，The Gentry，pp.41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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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西宁县新志》（1873），9/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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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Chen Han-seng，Agrarian Proble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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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薛农山《中国农民战争之史的研究》，第231—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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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明史》，77/2b。下列措施部分说明了这一政策：朱元璋在1369年登基当皇帝后不久就下令浙江和应天府（江苏）4，300多家富户迁移到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编者按：查原文：“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以次召见，徙其家以实京师，谓之富户。”朱元璋是把全国富户共14，300家集中到南京，不只是江浙四千多家〕，明成祖又命令3，000家富户迁移到北京及其邻近地区。这些富户不但要在原籍纳税，还必须在新居住地纳税。在其中一些破产并逃走之后，明王朝又下令将原籍其他富户迁移以填补破产、逃走的富户。1492年（弘治五年），虽然不再惩罚“在逃富户”，但是要向逃走的富户成员或其亲属征银三两；到16世纪中叶嘉靖帝在位期间，降为二两。参见《明史》，77/2b-3a。明太祖还设置了另一项措施，就是以每个乡村为单位设置“粮长”，负责征收税粮。粮长由其乡邻选举产生。参见《明史》，78/4b；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第二章，第265页，引自顾炎武《日知录》。还请参见第四章注106。不过，明太祖采取的措施远不如王莽（公元9—23年在位）来得激烈。参见《汉书》，卷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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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大清十朝圣训·世宗朝》，26/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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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清朝文献通考》，4/4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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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大清会典事例》，399/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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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参见第五章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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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朝》，78/10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