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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0a-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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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杨景仁《筹济编》，卷首，1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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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大清十朝圣训·高宗朝》，263/1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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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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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王仁堪《王苏州遗书》，7/31a。王仁堪在担任江苏镇江知府时，在1892年大旱之后，为丹阳县知县及其下属制定了一套救济灾民的措施。其中一条措施规定：“尔等须知，朝廷放赈，系为农民被旱受害，并非普济穷人。”这与清王朝对地方粮仓所显示的政策完全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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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孟子·滕文公上》。Legge将此句翻译为“If they have a certain livelihood，they will have a fixed heart”。无论把原文中“产”一词当作“生计”（Livelihood）还是当作“财产”（Property），都必须记得，孟子及其同时代的其他孔子信徒都认为农业是基本谋生手段，认为土地是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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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例见傅筑夫《中国经济衰落之历史的原因》，载《东方杂志》卷31，14期，第221—228页；孔雪雄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二卷第1143—1158页上的文章〔编者按：《农村破产之事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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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168-170所考察的村庄名叫“件只村”（chien-che-chueng），位于河北（即清代的直隶）南部广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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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定州志》，19/12b-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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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鹿邑县志》，9/3a。其他资料可以参见：《卢龙县志》，10/1b，“卢龙为地瘠民贫之地”；同书10/2a中记载说：“人口十六万余，多自食其力，且十九业农，地狭人稠，终岁劳苦。”《邯郸县志》，2/8b：“近年以来，雨量缺乏，或且酿成旱灾。……虽城东有数十村地滨滏水，每岁拦河闭闸，尚可灌溉一次，即乏雨泽，犹能赖以播种，不至寸粒俱无。然统一县计之，则不及十之一二。约要以言，谓邯邑为土瘠民贫也可。”《洛川县志》，11/16a，引《延安府志》旧志，描述延安府所属九个州县说：“千里顽山，四周重阻，商贾难以至其地，行旅难以出其乡。以此经营之路即绝，有力难以雇请而得财，有粟难以货卖而得银。”同书在3a中，是黎锦熙所写的序言：“全县人口尚不满六万，视南方大邑之城厢或一乡镇且不如。山原无林，川沟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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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蒙城县志书》，1/9b。贫穷的村民要想从他们那悲惨的经济处境翻身，通常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悲惨的景况，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举例来说，S.C.Lee，“Heart of China’s Problem，”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XXX （1948），p.268，引用C.Arnold Anderson和Mary Joan Bowman合著的The Chinese Peasant，p.233，反映了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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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灵山县志》，21/297b。在广东省这个比较繁荣省区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Daniel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对其中一个乡村的情况作了如下概括：Kulp补充说：“经济状况坏的家庭，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任凭自然和宗族意志的支配。……半数以上的家庭被迫为生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成功主要凭借于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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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Lt.Col.George 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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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冯桂芬《显志堂集》，9/3a-b，收录代李鸿章写的奏折：“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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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参见本章注14-17中所指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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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Von Richthofen，Letters （1903），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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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Von Richthofen，Letters，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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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Von Richthofen，Letters，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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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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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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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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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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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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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巴陵县志》，52/6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