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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蒙城县志书》，1/9b。贫穷的村民要想从他们那悲惨的经济处境翻身，通常非常困难；他们这种悲惨的景况，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举例来说，S.C.Lee，“Heart of China’s Problem，”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XXX （1948），p.268，引用C.Arnold Anderson和Mary Joan Bowman合著的The Chinese Peasant，p.233，反映了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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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灵山县志》，21/297b。在广东省这个比较繁荣省区的一些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Daniel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对其中一个乡村的情况作了如下概括：Kulp补充说：“经济状况坏的家庭，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生活，任凭自然和宗族意志的支配。……半数以上的家庭被迫为生存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其成功主要凭借于宗族观念和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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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Lt.Col.George B.Fisher，Three Years’ Service （1863），p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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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冯桂芬《显志堂集》，9/3a-b，收录代李鸿章写的奏折：“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至道光癸未大水……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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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参见本章注14-17中所指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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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Von Richthofen，Letters （1903），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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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Von Richthofen，Letters，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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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Von Richthofen，Letters，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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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恩平县志》，4/12b。南海和九江两地都是经济繁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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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例见《阳江志》（1925），7/4a；《巴陵县志》，52/6b；Kulp，Country Life，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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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Kulp，Country Life，I.pp.104-105：“不到1/10的移民成功地迁回。”更坏的是，出门闯天下未成功者在其家乡也属不适应环境的人（如果他们的确设法回去的话）。无论怎样，这些人中很少会愿意或能够像辛勤的农民那样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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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Ellsworth Huntington，Character of Races，pp.192-193：“（灾荒之后）逃荒人群分为两类。一类由设法回到家乡的人组成。……原因之一是他们在家乡拥有土地；原因之二是性格使然，他们受传统影响，喜欢过旧有的生活，即使悲惨也愿意。……另一类逃荒者，则属于充满精力和开创精神的人。……乡村地区最优秀的人才就这样流失了。”Huntington的总结性结论虽然不可信，但其观察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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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Kulp，Country Life，pp.53-54；吴文辉《灾荒与乡村移民》，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六卷，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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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巴陵县志》，52/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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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邯郸县志》，6/3b。还请参见《同官县志》，10/12b-17b；Lin Yüeh-hwa，Golden Wing，pp.3-10，黄东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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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王植《遵旨缕陈八事疏》，引见吴汝纶《桐城吴先生日记》（1928），6/3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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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王邦玺《缕陈丁漕利弊户口耗伤情形疏》，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32/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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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例见《靖州乡土志》（1908），2/21b列举湖南靖州20世纪初的数据：成年男子总数为44，126口。其中，士子有2，576人，农民为2，550人，商人为1，528人，小计33，873人。〔编者按：人数有误。《靖州乡土志》原文：士，二千五百七十六；农，二万七千二百一十九；工，一千五百二十八；商，二千五百五十。〕其余占总数23%的10，253人可能大多数无业。《绵竹县乡土志·历史辛》（1908），15a中列举了四川绵竹县20世纪初的数据：男性人口为218，580口。其中，士8，900人，学童2，000人，农173，900人，工14，500人，商11，250人，吸烟者4，690人，游民3，310人。《洛川县志》在6/10b中列举了陕西省洛川县在20世纪初的数据：拥有职业（种田等）的为1，032人（占3.5%），无业者30，122人（占96.5%）。Kulp，Country Life，p.90，提到了广东省凤凰村在1920年代的数据：总人口为650人；其中，有职业者为167人，移民55人，无业者4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65%）。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in China，p.139，提到了江苏开弦弓村在1930年代的数据：家庭总数为360户；其中，274户从事农业，59户从事“专门职业”，14户从事渔业，13户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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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Kulp，Country Life，p.38，作出的结论比较模糊：“如果农民一生从事农业生产的年龄为20岁到44岁，那么很清楚，只有29%（1/4强）的人口创造了维生所必要的收入。然而，在这29%的人中，包括一些因健康原因而丧失劳力的人；其他45岁到64岁年龄段的人，应该还有一些具有生产力的像是从事家庭手工业的妇女，或是在外经商的男子。考察所有年龄层的人的生产能力，可以说实际上有一半人口的生存依靠另一半人口的劳动。”Kulp所说“20岁到44岁”的含义虽然并不清楚，但他那许多人口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的观点，大体上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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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杨景仁《筹济编》16/17b-24a，概括了清政府1682年到1802年间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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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杨景仁《筹济编》，16/21a-b和23b。还请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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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R.Huc，Chinese Empire，II，pp.324-325。Huc还在第323页中作出这样的总评价：“在艰难年月里，度日如年。中国的某些地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于饥荒，每天仅能糊口的人，多到数不清。”晚近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其事例可以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248-249，对山东郓城县乡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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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I，pp.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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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