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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比如，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225：“中国乡村社会在同世界市场产生联系之后，在过去百年来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中国方面的手工产品为生存而对抗国外经济侵略的绝望挣扎。……换句话说，棉布、煤油、棉纱、钉子和缝纫针等商品的进口数量一直增加；这些商品取代了以前的手工产品，直接造成了中国手工业的全面没落。”还请参见李紫翔的《中国手工业之没落过程》，载《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三期。该文叙述了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国手工业衰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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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 （1901），I，pp.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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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Fei Hsiao-t’ung，China’s Gentry （1953），pp.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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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Roswell H.Graves，Forty Years in China （1895），pp.77-78：“虽然在外国人把鸦片从印度输入之前，中国人就知道鸦片，但是吸食鸦片的习惯还不普遍。毫无疑问，在印度广种鸦片烟，并鼓励中国人吸食，东印度公司必须承担这个责任。中国最初竭力抵抗，但是由于在1842年所谓‘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默许鸦片贸易；接着在1856年同英国、法国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之后，只得签订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此后，吸食鸦片在沿海各省惊人地扩散开来。本地鸦片种植也快速增加，以供应日益增加的毒药需求。”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6），pp.488-490，提醒注意19世纪最后几十年鸦片进口减少的事实。参见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统计科（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the Imperial Customs）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有：“Opium，” Special Series No.4，Shanghai，1881；“Native Opium，” Special Series No.9，1888；and“Opium：Historical Note，or the Poppy in China，” Special Series No.13，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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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p.337。他举出一些数字，显示鸦片贸易的扩张情况。还请参见他的另一著作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209-210，Tables D and E。不过，马士指出自己的数字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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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Burgess，Guilds of Peking （1928），p.38。正文中所提到的时间是指1880年；当时进口总值大约80，000，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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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 （1891），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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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p.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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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1917），p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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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10。同时，银元的流通越来越广泛，最终取代了银两而作为交换中介。参见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69a-b。他在1796年，描述了洋钱或番银从广东和福建流入浙江的情况，并明显很遗憾地指出“物所罕见，辄以洋名”，“其价皆视直省土产较昂”。还请参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乙集上，3a。1865年秋，当时他在浙江绍兴。“日记”说，他的一个朋友（生员）从北京汇给妻子14两银子。钱到绍兴后，他妻子到手了20银元8分，该数目与14两银子相当。李慈铭还补充说：“尽人皆知之‘英洋钱’，十年前还未见。……咸丰末年，仅于沪、粤等处流通，然今江、浙皆用此洋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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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骆秉章（1793—1867）《骆文忠公奏稿》，8/13-14。还请参见全汉昇《美洲白银与十八世纪中国物价革命的关系》，载《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下册，第517—5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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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Franklin L.Ho（何廉）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China，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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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第十章 乡村对控制的回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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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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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章开头曾提到，中国乡村居民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是不同的。笔者还指出，清政府根据乡民在特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态度和反应，把他们主要划分为两大类。接受或支持现存统治体系的，叫“良民”；其行为和态度对清王朝统治产生威胁的，叫“莠民”“恶棍”或“匪”。我们已经探讨了19世纪中国乡村的突出特点和重要变化；现在，为了进一步检视清王朝乡村控制体系的推行效果，我们要探讨这些类型的乡民是如何对那个环境作出回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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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良民”，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帝国体系下所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看来最为关键。专制政府总是想要减少被统治者所具有的活力。即使在专制政权真的如父亲般慈爱（如果曾经是这样）的地方，[1]统治者对臣民所产生的长远作用也不过是：“把人有别于禽兽的天赋麻痹和贬低。”[2]在专制政权蜕变为恶政时（它常常如此），芸芸众生连竭力想像动物那样生存的努力也被摧毁了。[3]以“忍耐”和“温顺”性格著称的广大中国乡村居民，为这个真理提供了特别清楚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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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的畏葸，部分是帝国精心设计的政策的结果。正如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整个复杂的乡村控制体系，是统治者设计出来的，目的在于把害怕权威的观念深深地注入臣民的脑海中，培养臣民安于现状的意愿，防止臣民养成自力救济的能力，把臣民驯化成在政治上无害于帝国统治、在思想认识上迟钝的绵羊。虽然这种政治体系在实际上并未取得其理论上应有的所有成效，但是，其长远作用，借由历史环境中各种因素的加强，有助于固化一般村民的特点，从而让他们成为驯服、胆怯、无法自立的人。专制政权让乡民相互监视，尽管很少有人会举报其邻居的不法行为；大多数乡民也因此不关心自己家庭之外的事情。在专制政府统治面前，他们没有什么反抗能力；在地方恶棍压迫面前，他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对许多乡民来说，最好的自我保护就是不要过问公共问题，避免同政府发生联系。虽然通过通俗教化，有些人吸收了官方儒学中强调忠于朝廷、孝敬父母的伦理道德观念，但是，大多数村民仍然是目不识丁。封建专制政权让广大百姓长期处于迷信之中，使他们普遍确信，既然上天是这样安排的，人想做什么改变都是没有用的。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普遍不理想，部分是由无能的政府造成的，但他们却把它归咎于人类能力所不可及的命运。尽管他们对自己的状况非常失望，但还是听天由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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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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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不知明日事，愁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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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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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富贵生前定，妒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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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可人无得运时，急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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