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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杨景仁《筹济编》16/17b-24a，概括了清政府1682年到1802年间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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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杨景仁《筹济编》，16/21a-b和23b。还请参见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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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E.-R.Huc，Chinese Empire，II，pp.324-325。Huc还在第323页中作出这样的总评价：“在艰难年月里，度日如年。中国的某些地区，每一年都有大量的人口死于饥荒，每天仅能糊口的人，多到数不清。”晚近也可以看到类似情况；其事例可以参见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Agrarian China，pp.248-249，对山东郓城县乡村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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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Constance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 （1886），II，pp.137-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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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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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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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Gordon-Cumming，Wanderings in China，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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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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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吴文辉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四卷第45页上发表的论文〔编者按：《灾荒与乡村移民》〕估计说，在1846年袭击陕西、山东和江西的洪旱灾害中，有220，000多人死去；在1849年袭击直隶、浙江、甘肃、江苏的类似灾害中，有13，750，000人死去；在1876年到1878年间，江苏、山东、直隶、陕西、河南、安徽和湖北等地大约有9，500，000人死于各种灾害。还请参见《清史稿·灾异志》，1/37-41。下列地方志的记载，也可以说明此点：据《靖州乡土志》（1908）2/10a-b的记载（只包括汉人，苗人不在此列）：据《同官县志》（1944）8/1b中的记载：《翼城县志》（1929）在9/11b-12a中记载说，陕西翼城县受到严重干旱的打击，其后果是：人口从139，985人锐减到45，248人，户数从25，957户锐减到11，131户。抛荒土地有23，087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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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hang Chung-li，Chinese Gentry，pp.51-52。Morton H.Fried 对现代安徽滁县所作的下列考察，全面地反映了清王朝19世纪的总体情况：“在过去五十年或更多的时间里，滁县乡绅不断移居县城。这一潮流缓慢，而持续。随着清王朝对社会的控制减弱，远离城墙保护的乡绅发现自己的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安全。……由于乡间出现了土匪，偶尔会有民变，生活在乡村中的绅士……就成为这些土匪或民变的牺牲品。在这种情况下，绅士急于移居县城，不但寻求城墙的实体保护，而且通过宗族纽带关系和‘干亲’（私人之间的协议或‘好意’）关系寻求官员的社会保护。”参见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p.224。不过，绅士并不一定都到有城墙的城镇寻求保护。19世纪流行的一句名言警告说：“小乱隐于市，大乱隐于乡。”其道理十分清楚。在大规模反叛或民变期间，城镇如果遇到强烈围攻而抵抗失败，灾难就容易降临。这样，较高程度的安全存在于乡间堡垒。因此，认为乡绅移居城镇的唯一动机在于寻求生命保护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不应忘记一个事实：城镇是社会和政治影响的中心，活跃的乡绅自然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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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正如Lin-le （林利，即A.F.Lindley），Ti-ping Tien-kwoh（1866），I，p.101，指出：“在1838—1841年期间，清帝国许多地区处于极端悲惨和贫乏的状态；由于灾荒非常严重，致使成千上万的居民死去，无数居民被迫走上造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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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蒙城县志书》，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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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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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rnest F.Borst-Smith，Mandarin and Missionary （1917），pp.5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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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清史稿·食货志》，1/5b-6a。据估计，1849年的人口几乎达到4.13亿，而到1875年锐减到3.34亿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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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Tawney，Land and Labour，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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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Von Richthofen，Letters，pp.13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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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知新报》，光绪二十三年（1897），20/1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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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Chen Han-seng，Chinese Peasant， p.6：“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沿海港口、铁路沿线和沿江各地，商业、工业的持续发展越来越明显。金钱经济，或者说以钱币作为交换工具，日益深入到清帝国遥远的内陆地区。所有这一切，同灌溉工程长久以来被忽视、农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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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L.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p.327，列出了这些港口和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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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John S.Burgess，Guilds of Peking（1928），p.43.Stanley Spector，“Li Hung-chang and the Huai-chun”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53），chapter 10，概括了这一发展的开端。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366，Table F，列举了中国1843—1860年间茶叶、丝绸出口数据。1830年到1833年间，茶叶出口平均每年为51，311，000磅，1860年上升为121，388，100磅；丝绸出口，1830年到1833年间平均每年为5，434包（广州和上海），1858年上升到85，970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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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或许，棉布是最好的范例。1844年英国在广州的一名商务代理把当地所产棉布的样品连同价格说明送回英国。他的通讯员告诉他，他们在曼彻斯特生产不出同一价格、同一质量的商品。他的报告值得在这里部分引述如下：“中国人的习惯是节俭和守旧，以至他们穿的衣服正是他们祖先以前所穿过的。……一个靠劳动为生的中国人，一件新衣至少要能穿上三年，并且在这个期间还要能经得住干极其沉重的粗活时的磨损，不然他们是不会买的。”“当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力，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产品的品质是不同的……都是家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者除了原料以外，实际上不用花任何钱。”参见Karl Marx，“Trade with China，”文中引用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蓝皮书。该文载于New York Daily Tribune，1859年12月3日，后来收入Marx on China，pp.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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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Peter Auber，China （1834），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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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E.Colborne Baber，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Western China （1882），p.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