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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始出资推食，或由于富者之好行其德，后则相习成风，倡为分饥荒名目，米贵即聚集贫民，沿门托钵，不遂其欲，辄肆攫取。……甚则有家仅中资，而并罹惨祸者。[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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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江苏一些地方在一个荒年也发生了类似的暴动。中国一位著名官员在己亥年（1899年）三月六日所写的日记中就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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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流民男女百余喧阗索食……闻前三年村众鸣锣，竟被殴死一人，尚敛米三斗而去。[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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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性质的饥饿暴动有时因为介入一些报复特定家庭的动机而变得复杂。另一名官员叶昌炽在辛亥年（1911年）所写的日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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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履……言常昭两邑抢米，城乡富室无得免者。衢巷粒米狼戾，盖藏一空。邵伯英前辈以筦义仓，尤为怨府，房屋器皿，捣毁无遗。……其实仓政但尸其名，平时掊克以自肥者，其戚俞某，已以寒措大一跃而为多田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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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饥饿暴动的目标也常常指向地方官。清廷在1832年（道光十二年）所发布的一道上谕中，就概括了一些地区所存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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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上年被水歉收，今岁青黄不接，粮价稍昂，南安、赣州两府地瘠民贫，风气尤悍，叠经该抚等酌议平价，设法劝粜，并就近借谷接济。乃地方棍徒，乘此岁荒，挟制官长，竟敢集众拥入府堂，肆行喧闹。[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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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1年发生于直隶定州的饥饿暴动，矛头同时指向富户和地方官，却有一个意外的幸运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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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六年大水，州境饥，城南七堡村民张洛公、宋蛮子等九人，以李铎家富囤积，率众饥民乞借。不允，遂肆劫掠。铎赴州治控告，州牧张饬役数十辈往，弗能戢，遂议发兵剿捕。饥民亦聚至千八百人，谋所以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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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玢闻之，私议饥民聚众劫粮抗官，由于万不得已，如动兵，是速之变也。不如遣能言者，责以大义，散其众而薄惩其罪，则九人者不致生变，千八百人得全活，而州境乃无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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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牧闻之，使玢往。遂只身赴七堡村，张洛公等长跪请命。玢既散其众，偕张、宋入城。州牧亦廉得其情，概从宽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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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饥饿暴动一般没有这样幸运的结局。由于暴动者的组织常常很松散，他们绝大多数是缺乏强有力领导的饥饿灾民，这样的暴动很容易被武力镇压下去。例如，1857年直隶邯郸的情况，就显示了无组织的暴动者是如何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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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灾歉，兹复旱蝗遮天蔽日，禾稼一空，饥民攘夺，邑令……捕诛数人，稍为敛迹。[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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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暴动也并不总是能毫无困难地镇压下去。如果“土匪”利用乡村中饥饿的民众来找政府的麻烦，局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1830年代一些省区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份官方文件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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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河南、山东各省教匪辗转传习……一遇荒歉之时，恃众强横，白昼伙抢，名曰均粮。南中则湖南之永郴，江西之南赣，与两广接壤处所，会匪充斥。……该处良民及商旅经由者，亦多出钱挂名入会，借免抢劫之害。[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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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量饥民所引起的动乱，显然是政府潜在的威胁。事态常常向爆炸性方向发展；当被想要挑战政府权威的人加以利用时，暴动就很容易转化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叛乱。无论怎样说，饥饿的灾民很容易变成抢劫的暴徒。19世纪中叶广东一位叛党领袖提出的“申述”很能说明问题，一位西方作者曾加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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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百姓本来出生在丰衣足食的时代，曾经也是非常效忠的子民；我们的家庭在村子里受人尊敬，我们的行为也很端正，并尊重他人财产。但是，由于老天天天下雨，农夫们颗粒无收，我们也无钱来办事，因此三教九流不得不加入土匪。我们本来到广西找个地方避难，但遇到处境同我们一样的乡邻时，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想不饿死，就得加入土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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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绅士在暴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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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事例显示绅士有时也卷入暴动。在一些事例中，他们是普通民众发泄仇恨的对象；在其他事例中，他们则扮演了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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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情况下，绅士和非绅士的富户会成为地方暴动的对象：其一，他们作为粮食囤积者，会在一些饥饿暴动中受到饥民的攻击。其二，作为土地拥有者和享有纳税特权者，他们会跟地方官一样，很容易受到愤怒的反勒索者的粗暴对待；特别是那些与地方官狼狈为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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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章节已经对第二种情况作了解释，[132]不过，1846年一份官方文件中的记载，在这里值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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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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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9世纪的作者也有同样的观察。他指出，“毁仓毁衙署、拒捕伤官”的暴动在江苏“无岁不闻，无城不有”，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34]江苏以外其他省区也有类似的情形。19世纪期间，浙江、江西、湖南[135]和湖北[136]等省一些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特别严重的此类暴动。在所有这些暴动中，乡绅常常因其可憎的行为而成为群众施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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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作为暴动的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相当重要，因而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在几乎所有记载在案、规模相当大的暴动中，绅士的角色都很突出。当然，当大多数居民极为愤怒时，普通民众自己也是有能力发动暴动的。1842年发生于浙江秀水县由虞阿男领导的反敲诈勒索暴动就是这样。虞阿男属于那种“无赖子”，他的名字就清楚地表明他地位非常低下。[137]然而，这种没有得到绅士支持或指导的暴动，组织可能非常糟糕，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绅士之所以在暴动中拥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是由于他们识字，这让他们在暴动中拥有相当有用的知识或技巧。由于这一原因，在科举考试中还未取得任何功名并因此不属于绅士阶层的读书人，也常常在许多暴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探讨中把这些读书人称为“文人”，以便同拥有功名的士子相区别；而士子在这里被视为绅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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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民寻求的领导人物，绅士和略逊一筹的文人，经常承担起维护地方利益，或者在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加以保护的职责。而且，他们是拥有特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物（作为地主和享有特权的纳税人），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时刻打算扩大其特殊利益，并在必要时加以保护。因此，如果地方官的行为有损于地方或私人利益，或者这样做可以赢得名声时，其中一些绅士和文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事例多不胜数，但是下列这个事例特别有趣。一名新被任命、以“横暴”而臭名远扬的知县，还未上任，就被一场威胁性的暴动逐走。根据西方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件事发生于1840年代的湖北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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