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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官员被任命为知县，但该县居民反对他到任。因为他在刚刚离任的地区，就以专横、暴行而臭名远扬；当地居民深受其不公和敲诈勒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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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被任命为知县的消息传到房县后，群情激愤，居民张贴言辞辛辣的告示。接着，一些当地头面人物作为代表，前往该省省会，向总督提交谦恭的请求书，请求总督怜悯房县百姓的贫穷，不要派一只老虎去把他们吃掉，而要派一名真正的父母官来关心他们。但是，请求书未被接受，总督命令新知县次日就去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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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回到家乡，向乡邻宣布了这一悲伤的消息。全城居民惊恐万分，但并不坐在那里悲伤。头面人物聚集起来，召开大会，邀请最有影响力的居民到场。会上决定，不能让新知县到任，应该有礼地拒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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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一到县衙……就被告知，城中主要人物求见。……代表们匍伏在新知县面前；接着，其中一个代表上前一步，以异常礼貌的语气、极端优雅的姿态对他说，他们是代表全城居民而来的，要求他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因为全城居民不愿意他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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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群情激愤的居民，新知县……先是企图安抚，然后威吓，但一切徒劳无益。……代表们平静地告诉他，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同他讨论问题，而是告诉他事情已经决定，居民们已经决心拒绝他到任。代表们明确指出，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旅费也已经准备好，此外还有一个盛大的护送队确保他安全地回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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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仍然企图反对。但是，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衙门周围，发出的叫喊声远远不是欢喜或令人安心的。他了解再抗拒是不明智的，因此决定让步，表示愿意顺从他们的要求。……队伍立刻出发，仍然由城中主要人物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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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达目的地，代表们就径直前往总督衙门。……总督虽然脸上露出不悦，拿起名册（里面有房县所有重要人物签名的请愿书），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告诉代表说，他们的请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尊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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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面人物”和“城中主要人物”十之八九是乡绅和文人。不但“言辞辛辣的告示”是他们写的，给总督的请求书也是他们写的。（事实上，向总督面交请求书的“代表”，可能是那种在帝制时期有权进衙门的人物。）或许，正是在他们有力的领导之下，那名不受欢迎的知县才能被阻止到房县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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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事例相当少。更多的是，儒生或文人因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进而煽动反对州县官的暴力示威。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1730年代发生于直隶昌黎和福建福安的暴动。[139]1860年代，浙江省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暴动，令当局特别烦恼。[140]但是，由于文人人数不多，力量不强，无法让他们的示威变成真正的暴力，因而他们带给官员的不过是侮辱而不是伤害。但是，当充满仇恨的士子利用普遍的怨恨取得大众的帮助，由此形成的暴动就可能十分惊人。例如，1845年，浙江奉化县一些渴望成为生员的儒生暴动，最初是指控知县在主持前一次的县试中“明目张胆地公然偏袒”，但随后凑巧发现他还“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这些儒生立即利用这一点作为对知县开战的理由。“在县试第一天，儒生聚集起来反对县当局，接着在民众的帮助下，赶跑了知县。”[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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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地主和纳税人，绅士在其个人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或伤害时，会采取暴力手段。许多事例显示，拥有各种功名的士子或拥有官品的士大夫在地方暴动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1843年，湖南浏阳县两个乡村地区爆发的反敲诈勒索暴动，其领导人都是生员。[142]1846年，广东灵山县的居民暴力反抗“苛征”，聚集“暴徒”，捣毁税吏官署，主要领导者也是一名生员。[143]19世纪中叶，西方观察者对浙江的一次暴动所作记述，尤其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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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暴动的发生，起源于一些政府官吏在税收中的敲诈勒索。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文人——最有影响和最有力量的阶层——也参加进去。一个三人代表团前往府城宁波，向知府申述冤情。知府根本不听他们的，反而质疑说辞的真实性，要他们从“四书”中引经据典加以证明。不过他们拒绝了，说他们是来申述冤情的，而不是背诵经典。知府更加恼怒；他手下人愚蠢地建议以藐视衙门罪，对鲁莽的申述者进行“掌嘴”的惩罚，不幸的是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三个代表非常难堪，气愤地返回奉化；民众更加气愤，决心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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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暴动民众和官军（据说，官军有600人；另一些人说有1000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战斗，官军被打败。……这时（1847年10月12日），法国使臣乘坐“女神号”汽船从舟山到来。早上8点，署宁波知府拜访英国领事，说他非常期望见到法国使臣。……他的情绪非常低落，强调说来自奉化的消息非常糟糕，3名官员被杀，官军被打败；还说道台已经成为叛军的阶下囚，叛军可能很快就向宁波进发。[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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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得知一支10，000人或12，000人的军队已抵达宁波，而几名地方官已经受到惩罚后，整个暴动最终平息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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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参与暴动的事例，并不限于上述少数几个省份。例如，河南省一些地区1854年和1855年组织的反勒索暴动的“联庄社”，其中一个领导人就是生员。[145]他虽然是唯一可以确定身份的，但是其他许多领导人也可能拥有类似的身份。1858年，山东一些地方上报的反敲诈勒索暴动，也是由廪生和武生领导的。[146]1884年到1885年，贵州某县爆发的一场暴动，是由一名举人及其伙伴领导的。这场暴动最终发展成为民变，民变队伍包围了铜仁府城，杀死知府。[147]事实上，广西省一系列反敲诈勒索暴动中的绅士领导非常普遍，因而19世纪的一位中国作者毫不犹豫地写道，那些“有一阶半级者，即怙势与官抗，官不敢言催科事”。[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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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探讨中，我们清楚地看出，比起其他类型的暴动，绅士在反敲诈勒索暴动中扮演着或许更为积极的角色。其原因非常简单：他们作为纳税人，当地方官及其走卒对土地拥有者需索过度、超出警戒线时，他们的利益就受到直接威胁。拥有功名的士子或拥有官品的士大夫虽然并不是唯一的纳税人，但是，由于他们拥有学识，了解官场情况，因而他们自然地成为组织反对腐败官吏的合理领导者。其他土地拥有者很容易被说服参加；对于暴动煽动者来说，他们轻易就能引诱或强迫其佃农跟他们一起向违法的官吏衙门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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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华南的一些争斗那样，绅士领导者很有可能雇佣一些人，在暴动被镇压之后，作为他们的替死鬼，接受惩罚。无庸置疑，在这种卑劣的手段下，绅士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愤怒的乡民反对地方官，为他们火中取栗。一位西方作者在1840年代早期所作的观察，很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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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广东东部的潮州府，某人犯下重罪而需找一个人顶替自己被处死，其代价大约为50两银子。……这样，潮州府经常发生官吏被杀死、暴动频繁爆发的事件；因为，当一些富有阶层的人物对某个官吏的行为不满时，就会毫不犹豫煽动贫困阶层制造混乱，而不用担心个人会受到惩罚。1843年秋，潮州府某县知县被杀，广东按察使因此带着一支大军，从广州出发前往逮捕并惩罚犯罪分子。可是，他一到混乱的现场就发现自己不可能完成任务，因为遭到了一大群手持武器的民众抵抗；其结局同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类似情况一样，以私下妥协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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煽动杀死知县的绅士因害怕受到惩罚，花钱找到20名替死鬼，并对被杀知县之子行贿（据说是1万两银子），好让这些人承认自己是煽动者、主犯和从犯等等。另一方面，在刑部制定的律条严格规定下，广东按察使必须对罪犯进行惩罚，否则自己会受到惩罚。但是，他认识到，如果要想把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他们就会竭尽全力进行抵抗；这反过来会击败他所率军队，自己也会因此而被杀死。基于这些考虑，他接受了贿款，判处20名无辜替死鬼死刑。[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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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手中没有资料证明这样的卑劣手段十分普遍，但即使是局部地区出现这种手段，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地方暴动中绅士和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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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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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对“匪”字的使用非常宽泛。在官方用语中，“匪”可以指任何违反法律和统治的犯罪分子，从普通的强盗到十足的叛乱者。我们讨论中所用的“盗匪”一词，是指个人或集团利用身体暴力对其乡邻进行抢夺的掠夺性行为。在这种场合中，“盗匪”明显有别于“民变”或“叛乱”。叛乱的目标在于推翻现存政权，而盗匪虽然破坏了法律，但并不想推翻政权本身。有时，盗匪虽然公开违反了现存政权之旨意，但这只不过是作为自我保护的一项措施，或在进行掠夺时的一个必要步骤。因此，在实际情况下，它和叛乱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楚，但大致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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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产生的根源在于贫穷。[150]不过，如果认为饥饿的村民自己必定会成为盗匪也是不正确的。村民的惰性根深蒂固，只是饥饿并不能使他们卷入或从事掠夺性活动。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贫困的农民经常选择的是流浪、乞讨或死亡，而非“铤而走险”。在一些本来很温顺的村民变成土匪之前，必须存在着两种因素：其一是乡村中存在着“奸民”，其二是特定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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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在许多乡村几乎一直都存在。“奸民”在盗匪活动中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19世纪早期的一位作者就观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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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民之兴，多流为盗贼，而实由于饥馁。始也潜事穿窬，继或强籴强借，终遂肆行抢夺。此必市井桀黠之徒，乡闾奸猾之辈，阴相构煽，愚民困苦无聊，为所诳诱，恣意攫取。上户遭其荼毒，持械相抵，偶有杀伤，挺然思逞，聚众剽掠，千百成群。[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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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察的正确性，部分见于以下目睹广东灵山县情况发展的记述。在该县，饥饿的民众先是走向暴动、从事盗匪活动，最后参加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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