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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玢闻之，私议饥民聚众劫粮抗官，由于万不得已，如动兵，是速之变也。不如遣能言者，责以大义，散其众而薄惩其罪，则九人者不致生变，千八百人得全活，而州境乃无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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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牧闻之，使玢往。遂只身赴七堡村，张洛公等长跪请命。玢既散其众，偕张、宋入城。州牧亦廉得其情，概从宽宥。[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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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饥饿暴动一般没有这样幸运的结局。由于暴动者的组织常常很松散，他们绝大多数是缺乏强有力领导的饥饿灾民，这样的暴动很容易被武力镇压下去。例如，1857年直隶邯郸的情况，就显示了无组织的暴动者是如何的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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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年灾歉，兹复旱蝗遮天蔽日，禾稼一空，饥民攘夺，邑令……捕诛数人，稍为敛迹。[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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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暴动也并不总是能毫无困难地镇压下去。如果“土匪”利用乡村中饥饿的民众来找政府的麻烦，局势就会变得十分严峻。1830年代一些省区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一份官方文件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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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河南、山东各省教匪辗转传习……一遇荒歉之时，恃众强横，白昼伙抢，名曰均粮。南中则湖南之永郴，江西之南赣，与两广接壤处所，会匪充斥。……该处良民及商旅经由者，亦多出钱挂名入会，借免抢劫之害。[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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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量饥民所引起的动乱，显然是政府潜在的威胁。事态常常向爆炸性方向发展；当被想要挑战政府权威的人加以利用时，暴动就很容易转化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叛乱。无论怎样说，饥饿的灾民很容易变成抢劫的暴徒。19世纪中叶广东一位叛党领袖提出的“申述”很能说明问题，一位西方作者曾加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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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老百姓本来出生在丰衣足食的时代，曾经也是非常效忠的子民；我们的家庭在村子里受人尊敬，我们的行为也很端正，并尊重他人财产。但是，由于老天天天下雨，农夫们颗粒无收，我们也无钱来办事，因此三教九流不得不加入土匪。我们本来到广西找个地方避难，但遇到处境同我们一样的乡邻时，不管愿意不愿意，要想不饿死，就得加入土匪。[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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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绅士在暴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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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的事例显示绅士有时也卷入暴动。在一些事例中，他们是普通民众发泄仇恨的对象；在其他事例中，他们则扮演了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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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种情况下，绅士和非绅士的富户会成为地方暴动的对象：其一，他们作为粮食囤积者，会在一些饥饿暴动中受到饥民的攻击。其二，作为土地拥有者和享有纳税特权者，他们会跟地方官一样，很容易受到愤怒的反勒索者的粗暴对待；特别是那些与地方官狼狈为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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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面章节已经对第二种情况作了解释，[132]不过，1846年一份官方文件中的记载，在这里值得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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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向来完漕，绅富谓之大户，庶民谓之小户。以大户之短交，取偿于小户。……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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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19世纪的作者也有同样的观察。他指出，“毁仓毁衙署、拒捕伤官”的暴动在江苏“无岁不闻，无城不有”，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34]江苏以外其他省区也有类似的情形。19世纪期间，浙江、江西、湖南[135]和湖北[136]等省一些地区也爆发了一系列特别严重的此类暴动。在所有这些暴动中，乡绅常常因其可憎的行为而成为群众施暴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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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作为暴动的煽动者或组织者的角色相当重要，因而必须作进一步的探讨。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在几乎所有记载在案、规模相当大的暴动中，绅士的角色都很突出。当然，当大多数居民极为愤怒时，普通民众自己也是有能力发动暴动的。1842年发生于浙江秀水县由虞阿男领导的反敲诈勒索暴动就是这样。虞阿男属于那种“无赖子”，他的名字就清楚地表明他地位非常低下。[137]然而，这种没有得到绅士支持或指导的暴动，组织可能非常糟糕，很容易被镇压下去。绅士之所以在暴动中拥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由于他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且是由于他们识字，这让他们在暴动中拥有相当有用的知识或技巧。由于这一原因，在科举考试中还未取得任何功名并因此不属于绅士阶层的读书人，也常常在许多暴动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在探讨中把这些读书人称为“文人”，以便同拥有功名的士子相区别；而士子在这里被视为绅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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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村民寻求的领导人物，绅士和略逊一筹的文人，经常承担起维护地方利益，或者在这些利益受到威胁时加以保护的职责。而且，他们是拥有特殊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人物（作为地主和享有特权的纳税人），有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时刻打算扩大其特殊利益，并在必要时加以保护。因此，如果地方官的行为有损于地方或私人利益，或者这样做可以赢得名声时，其中一些绅士和文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暴力。事例多不胜数，但是下列这个事例特别有趣。一名新被任命、以“横暴”而臭名远扬的知县，还未上任，就被一场威胁性的暴动逐走。根据西方一位传教士的记载，这件事发生于1840年代的湖北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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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官员被任命为知县，但该县居民反对他到任。因为他在刚刚离任的地区，就以专横、暴行而臭名远扬；当地居民深受其不公和敲诈勒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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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被任命为知县的消息传到房县后，群情激愤，居民张贴言辞辛辣的告示。接着，一些当地头面人物作为代表，前往该省省会，向总督提交谦恭的请求书，请求总督怜悯房县百姓的贫穷，不要派一只老虎去把他们吃掉，而要派一名真正的父母官来关心他们。但是，请求书未被接受，总督命令新知县次日就去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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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回到家乡，向乡邻宣布了这一悲伤的消息。全城居民惊恐万分，但并不坐在那里悲伤。头面人物聚集起来，召开大会，邀请最有影响力的居民到场。会上决定，不能让新知县到任，应该有礼地拒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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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一到县衙……就被告知，城中主要人物求见。……代表们匍伏在新知县面前；接着，其中一个代表上前一步，以异常礼貌的语气、极端优雅的姿态对他说，他们是代表全城居民而来的，要求他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因为全城居民不愿意他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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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群情激愤的居民，新知县……先是企图安抚，然后威吓，但一切徒劳无益。……代表们平静地告诉他，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同他讨论问题，而是告诉他事情已经决定，居民们已经决心拒绝他到任。代表们明确指出，轿子已经在门外等候，旅费也已经准备好，此外还有一个盛大的护送队确保他安全地回到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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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县仍然企图反对。但是，一大群人已经聚集在衙门周围，发出的叫喊声远远不是欢喜或令人安心的。他了解再抗拒是不明智的，因此决定让步，表示愿意顺从他们的要求。……队伍立刻出发，仍然由城中主要人物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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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达目的地，代表们就径直前往总督衙门。……总督虽然脸上露出不悦，拿起名册（里面有房县所有重要人物签名的请愿书），仔细地看了看，然后告诉代表说，他们的请求合情合理，应该得到尊重。[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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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面人物”和“城中主要人物”十之八九是乡绅和文人。不但“言辞辛辣的告示”是他们写的，给总督的请求书也是他们写的。（事实上，向总督面交请求书的“代表”，可能是那种在帝制时期有权进衙门的人物。）或许，正是在他们有力的领导之下，那名不受欢迎的知县才能被阻止到房县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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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事例相当少。更多的是，儒生或文人因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而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进而煽动反对州县官的暴力示威。我们在前面章节中已经提到1730年代发生于直隶昌黎和福建福安的暴动。[139]1860年代，浙江省一些地方不断发生暴动，令当局特别烦恼。[140]但是，由于文人人数不多，力量不强，无法让他们的示威变成真正的暴力，因而他们带给官员的不过是侮辱而不是伤害。但是，当充满仇恨的士子利用普遍的怨恨取得大众的帮助，由此形成的暴动就可能十分惊人。例如，1845年，浙江奉化县一些渴望成为生员的儒生暴动，最初是指控知县在主持前一次的县试中“明目张胆地公然偏袒”，但随后凑巧发现他还“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这些儒生立即利用这一点作为对知县开战的理由。“在县试第一天，儒生聚集起来反对县当局，接着在民众的帮助下，赶跑了知县。”[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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