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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非窝无以存留，贼非钱无以探。……然缉拿窝家尤难于缉拿引线，盖窝家者非不法营兵衙役，即系地棍势豪，保正甲长被其笼络，贪其贿赂，不肯举报；牌邻族正人等畏其凶恶，惧其报复，又不敢首告，至于捕役素与地棍势豪人等通同一气，利其馈送，亦明知故纵。[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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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列1897年发生于湖南长沙的事例，可以看出“窝主”具有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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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桥柳祥麟者，庇盗而居其货，家楼房如质库，莫敢何问。侯〔赖承裕〕因事诱至，杖毙狱中。……恶党大集，声言焚市。侯闻立驰往，众不意官至之速，负隅而噪。壮勇直前，擒十三人，余骇窜。由是长浏之交，盗踪顿绝。[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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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职业性土匪一直都存在。他们也常常不断地给政府带来麻烦，不过他们的存在对帝国所造成的实际威胁，不如周期性出现的大量偶发性土匪所造成的那么大。原因不难找到，掠夺性的群体，在中华帝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中所占比例很小。即使在最动荡的年月里，帝国也完全没有受到职业性土匪什么威胁。而迄今为止一直爱好和平、遵规守法的农民，一旦因他人强迫或环境逼迫而从事抢劫和攻击活动，“铤而走险”时，现存政权就不得不面临着大多数人口都卷入的严重动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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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能性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实际上，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就已经察觉出来了。举例来说，御史梁上国就认为，不愿意成为土匪（即偶发性土匪）的人数远远超过了乐意成为土匪（即职业性土匪）的人数。他在1799年的一道上奏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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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料贼匪之众，激于忿怨官吏者十之二，困于衣食冻馁者十之三，出于掳逼驱胁者十之四，其甘心为匪者度不过十之一耳。[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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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可以推想得到，在清帝国的社会环境随着自然灾害频繁和行政效能僵化而变坏之时，乡民转变成偶发性土匪的人数越来越多，使得清王朝不可能以任何有效的方法进行处理。19世纪50年代，广西的情形就是这样。根据这一时期一份官方文件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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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之贼，倏聚倏散，旋抚旋叛。股匪之多，实难数计。良民变而为贼，武弁亦有叛而为贼者。大抵饱则为民，饥则为贼；散则为民，聚则为贼；败则为民，胜则为贼。[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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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绅士和地方官员在盗匪活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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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一般同地方“恶棍”的活动没什么联系，而且似乎在事实上反对后者一些令人讨厌的做法。有关这种反对立场的一个事例，见于一名官员在19世纪初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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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每有棍徒借端敛钱，大抵为演剧赛会等事，从中渔利起见。偶有绅衿呈官请禁，或有督抚访闻饬禁，并与绅衿无涉者，棍徒等辄敢聚众拥至绅衿家中，小则打伤什物，大则拆毁房屋，甚有白昼于城市之中连拆十数家者。[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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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和土匪——无论是职业性土匪还是偶发性土匪——之间的关系，通常并不怎么密切。他们很容易把强盗当作自己的敌人，并集合他们所能掌握的力量来抵抗他们，保卫自己的家庭和村庄。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乡绅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土匪的伙伴或朋友。前面已经指出了广东一些绅士家庭同“巨匪”维持着密切的关系。[179]还有其他一些事例，比如发生于山东的例子，也表明乡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窝主”角色。根据生活在18世纪最后25年和19世纪前半期之间的一名官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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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素多盗贼……揆厥由来，实缘东省多窝资之区。……至窝家内有武举冯旃、朱澧江，武生石大恩，并曾任职官之子董五皮，书役周岳峰等。该犯等或系绅衿宦商，或系在官人役，胆敢窝贼分赃，包庇得利，情节尤为可恶。[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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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并非独立的事件。前文证明过华南一些宗族在盗匪活动中的形象十分突出，[181]而绅士和宗族组织之间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一些乡绅是会同土匪狼狈为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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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方官员同土匪的关系，很明显完全不同。他们很难变成“窝主”，也难以同强盗和掠夺者维持“密切关系”。但是，他们也以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为盗匪活动的产生做出了“贡献”，那就是他们的行政腐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重述这一事实：由于官员腐败，或多或少直接使乡民处于悲惨的境地，他们充满仇恨，并卷入到冲突、暴动或盗匪活动中去。且不说其他，仅仅是官员玩忽职守，就常常加速盗匪活动的猖獗，形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困难局面。下面一封曾国藩1853年写给湖南省各州县官员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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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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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的官员也不能免于责难。几年前，曾国藩还在京师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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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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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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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在这里的定义为：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公开武装反抗现政府。按照一些学者所使用的“革命”一词来说，它是一种类型的“革命”，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是指反抗现存政权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推翻现有统治者，还在于改变政府组织形式及建立的组织原则。[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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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造反的权利”，[185]亦就是推翻暴君、代之以“仁德”君主的“权利”。大多数思想家都曾以各种方式加以阐述。比如，《书经》中就有这样的警句：“抚我则后，虐我则雠。”[186]孟子不只是在一种场合着重阐述同样的意思，认为消灭人民之“敌”，即使采用诛戮的方式，也总是合理的。[187]西汉早期的思想家贾谊认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188]明初思想家方孝孺从历史经验中得出这一结论：“故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189]的确，在长达21个半世纪的中国帝制史上，“造反的权利”成为政府所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强调，但没有谁想加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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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或反对这个人民拥有“造反的权利”的理论，并不是此处的重点。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理论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例为注脚而为人所公认的。在许多决定性事件中，“民”实际上以某种形式扮演着推翻王朝工具的角色。我们很容易想起农民陈涉，在面临“失期当斩”之际发动叛变，最终推翻秦朝；朱元璋，一名生活处于绝境的普通百姓，同其他叛乱领导人一道推翻了元朝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新王朝。在陈涉和朱元璋两人之间的历史长河中，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造反或叛变，支持着这一理论：当“民”这个巨大的政治海洋如果爆发了规模过大的风暴，王朝这艘船，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风暴中颠覆、沉没。[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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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理论有一个缺点：它在把“民”广泛地比喻为造反力量的同时，没有说明造反是在什么情况下爆发的，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造反——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流产的——是不同动机汇聚在一起的人、不同社会阶层合力的结果。没有指出这个关键事实，可能是这个很著名却错误的假设产生的部分原因。这个假设认为，作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农民，自己会起来行使“造反的权利”。这个假设难以解释一般说来漠不关心政治、消极的农民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积极的、汹涌澎湃的造反力量。在这里，笔者打算探讨导致中华帝国发生造反或爆发民变的主要环境因素，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这些动乱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造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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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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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规模动乱的因素，不但复杂而且多变。[191]产生冲突和盗匪的环境，同样也会导致造反，爆发民变。普遍的穷困、经济的不公、腐败的行政——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无数次民变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在特定时期，这些因素是导致造反或只是引起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比如，就行政腐败这一因素来说，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由地方官员把它们直接运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因而，恶劣的中央统治和恶劣的地方统治相比，后者对任何特定地区的居民能产生更直接、更强烈的恶劣影响。地方官员，特别是州县官员，总是首当其冲承受民众愤怒的冲击；前文已经指出，他们是地方暴动的首要目标。不过，如果腐败统治继续存在下去，而帝国统治者仍然听任事情的悲惨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当情况变得难以承受而没有任何缓解的希望时，朝廷本身最终就会成为仇恨的目标，不同程度的叛乱最终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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