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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一般同地方“恶棍”的活动没什么联系，而且似乎在事实上反对后者一些令人讨厌的做法。有关这种反对立场的一个事例，见于一名官员在19世纪初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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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每有棍徒借端敛钱，大抵为演剧赛会等事，从中渔利起见。偶有绅衿呈官请禁，或有督抚访闻饬禁，并与绅衿无涉者，棍徒等辄敢聚众拥至绅衿家中，小则打伤什物，大则拆毁房屋，甚有白昼于城市之中连拆十数家者。[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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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和土匪——无论是职业性土匪还是偶发性土匪——之间的关系，通常并不怎么密切。他们很容易把强盗当作自己的敌人，并集合他们所能掌握的力量来抵抗他们，保卫自己的家庭和村庄。但是，在特殊的环境下，乡绅也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为土匪的伙伴或朋友。前面已经指出了广东一些绅士家庭同“巨匪”维持着密切的关系。[179]还有其他一些事例，比如发生于山东的例子，也表明乡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窝主”角色。根据生活在18世纪最后25年和19世纪前半期之间的一名官员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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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素多盗贼……揆厥由来，实缘东省多窝资之区。……至窝家内有武举冯旃、朱澧江，武生石大恩，并曾任职官之子董五皮，书役周岳峰等。该犯等或系绅衿宦商，或系在官人役，胆敢窝贼分赃，包庇得利，情节尤为可恶。[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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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这并非独立的事件。前文证明过华南一些宗族在盗匪活动中的形象十分突出，[181]而绅士和宗族组织之间联系十分紧密，我们就有理由认为，一些乡绅是会同土匪狼狈为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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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地方官员同土匪的关系，很明显完全不同。他们很难变成“窝主”，也难以同强盗和掠夺者维持“密切关系”。但是，他们也以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为盗匪活动的产生做出了“贡献”，那就是他们的行政腐败。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再重述这一事实：由于官员腐败，或多或少直接使乡民处于悲惨的境地，他们充满仇恨，并卷入到冲突、暴动或盗匪活动中去。且不说其他，仅仅是官员玩忽职守，就常常加速盗匪活动的猖獗，形成一个难以控制的困难局面。下面一封曾国藩1853年写给湖南省各州县官员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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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急于剿办土匪。……或啸聚山谷，纠结党羽。地方官明知之而不敢严办者，其故何哉？盖搜其巢穴，有拒捕之患；畏其伙党，有报复之忧；上宪勘转，有文书之烦；解犯往来，有需索之费。以此数者，踌躇于心，是以隐忍不办，幸其伏而未动，姑相安于无事而已。岂知一旦窃发，辄酿成巨案，劫狱戕官，即此伏而未动之土匪也。[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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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级的官员也不能免于责难。几年前，曾国藩还在京师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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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以来，粤盗益复猖獗，西尽泗镇，东极平梧，二千里中，几无一尺净土。推寻本原，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夕之故矣。[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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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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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在这里的定义为：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公开武装反抗现政府。按照一些学者所使用的“革命”一词来说，它是一种类型的“革命”，但是我们最好还是把它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是指反抗现存政权的运动，其目的不仅在于推翻现有统治者，还在于改变政府组织形式及建立的组织原则。[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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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很悠久的传统，西方一些学者称之为“造反的权利”，[185]亦就是推翻暴君、代之以“仁德”君主的“权利”。大多数思想家都曾以各种方式加以阐述。比如，《书经》中就有这样的警句：“抚我则后，虐我则雠。”[186]孟子不只是在一种场合着重阐述同样的意思，认为消灭人民之“敌”，即使采用诛戮的方式，也总是合理的。[187]西汉早期的思想家贾谊认为：“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188]明初思想家方孝孺从历史经验中得出这一结论：“故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189]的确，在长达21个半世纪的中国帝制史上，“造反的权利”成为政府所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强调，但没有谁想加以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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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或反对这个人民拥有“造反的权利”的理论，并不是此处的重点。不过，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理论是以具体的历史事例为注脚而为人所公认的。在许多决定性事件中，“民”实际上以某种形式扮演着推翻王朝工具的角色。我们很容易想起农民陈涉，在面临“失期当斩”之际发动叛变，最终推翻秦朝；朱元璋，一名生活处于绝境的普通百姓，同其他叛乱领导人一道推翻了元朝的压迫，建立起自己的新王朝。在陈涉和朱元璋两人之间的历史长河中，还发生了许多较小的造反或叛变，支持着这一理论：当“民”这个巨大的政治海洋如果爆发了规模过大的风暴，王朝这艘船，就不可避免地要在风暴中颠覆、沉没。[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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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理论有一个缺点：它在把“民”广泛地比喻为造反力量的同时，没有说明造反是在什么情况下爆发的，也没有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造反——不管是成功的还是流产的——是不同动机汇聚在一起的人、不同社会阶层合力的结果。没有指出这个关键事实，可能是这个很著名却错误的假设产生的部分原因。这个假设认为，作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农民，自己会起来行使“造反的权利”。这个假设难以解释一般说来漠不关心政治、消极的农民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积极的、汹涌澎湃的造反力量。在这里，笔者打算探讨导致中华帝国发生造反或爆发民变的主要环境因素，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在这些动乱中扮演什么角色，起什么作用，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造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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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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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大规模动乱的因素，不但复杂而且多变。[191]产生冲突和盗匪的环境，同样也会导致造反，爆发民变。普遍的穷困、经济的不公、腐败的行政——所有这些因素，在中华帝国历史上无数次民变中的作用十分突出。在特定时期，这些因素是导致造反或只是引起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形势严重到什么程度。比如，就行政腐败这一因素来说，清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由地方官员把它们直接运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中。因而，恶劣的中央统治和恶劣的地方统治相比，后者对任何特定地区的居民能产生更直接、更强烈的恶劣影响。地方官员，特别是州县官员，总是首当其冲承受民众愤怒的冲击；前文已经指出，他们是地方暴动的首要目标。不过，如果腐败统治继续存在下去，而帝国统治者仍然听任事情的悲惨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当情况变得难以承受而没有任何缓解的希望时，朝廷本身最终就会成为仇恨的目标，不同程度的叛乱最终就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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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反抗腐败的统治，总是成为反叛者证明自己行为合理、赢得大众支持的主要旗号之一。陈涉和他的伙伴在讨论叛变计划时，就把全帝国的人民长期为秦王暴政所苦的事实，作为他们揭竿而起的强有力的理由。[192]反抗暴政成为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最显著的事例之一是1120年到1122年间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叛乱。叛乱期间，方腊建立起同北宋王朝相对立的政府，在他被消灭之前占领了将近60个州县。宋徽宗因钟情于“花石”而派大臣到各省疯狂搜刮。随之而来的敲诈勒索达到了极限，使百姓难以承受。叛乱者的恐怖行为，反映了他们叛乱的实质。历史学家写道：“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193]方腊建立起自己政府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的不止在于消灭可恨的腐败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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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造反至少在这方面符合一般的历史模式。它们发生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中叶之间，处于整个清王朝统治体系自乾隆晚期以来加速腐败的时期，一点也不奇怪。有关这些造反和叛乱的官方记述和私家记述，都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并未提及造反者对于清王朝的怨恨。然而他们的沉默难以掩盖这一历史事实：造反者的目标不止是消灭腐败官员，而是要推翻清王朝本身。太平天国的许多文件，都不断提到一个主题，即清朝官吏应该被消灭，因为他们施行残暴统治，压迫汉人。的确，在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其领导人的头衔是“天下大元帅”（或“大元帅”），并指出起兵的目的仅仅是铲除“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而未打算推翻清王朝本身。[194]但随后在洪秀全称“天王”之后发布的文件中，就以最强烈的词语谴责清朝廷。[195]虽然太平天国领袖不断强调反对“种族”对立，但腐败的统治也没有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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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国作者的一些记述，显示了地方官吏群体是如何腐败的，说明了反对这种官吏为什么成为造反的原因。或许，最真诚直率的，是其中一个作者关于18世纪90年代“邪教”造反猖獗的记述。该作者指出，这一期间爆发的造反叛乱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为州县官员腐败程度“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196]另一个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之役早期广东局势时，也指出造反的基本原因同样是官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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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乱源何在？令长之贪酷者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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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粤西言之。粤西之未乱也，官吏宦于其省者……观其俗朴民顽，视同鸟兽蛮夷之不足惜。然既仕于其地，无可脱逃……以取盈为急务，彼此则效，无非欲肥囊橐而长子孙。其辣手忍心诚有不堪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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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州县而上，有知府道员，道之上有三司，三司之上有两院，彼其人皆有察吏安民之责，岂于属员之贤否，漫无分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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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不学俱欲之物，浸灌滋润，入于骨髓者已深，互相徇庇，上下交征，末员恃大吏为孤城，大吏借属员为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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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疾首痛心，已非朝夕。一旦有风尘之警，奸民起乘之。游民愚民贫民之无所得食，因胁迫而乐从之，而大乱之局成矣。[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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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谴责并不只是绅士毫无事实基础的伤感主义，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出。四川省白莲教之乱领导人之一的王三槐，1798年被抓住押送到京城。在审判他的大堂上回答所提问题时，他宣称说是官逼民反。[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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