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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帝国的历史长河中，反抗腐败的统治，总是成为反叛者证明自己行为合理、赢得大众支持的主要旗号之一。陈涉和他的伙伴在讨论叛变计划时，就把全帝国的人民长期为秦王暴政所苦的事实，作为他们揭竿而起的强有力的理由。[192]反抗暴政成为叛乱的主要原因，其最显著的事例之一是1120年到1122年间方腊领导的大规模叛乱。叛乱期间，方腊建立起同北宋王朝相对立的政府，在他被消灭之前占领了将近60个州县。宋徽宗因钟情于“花石”而派大臣到各省疯狂搜刮。随之而来的敲诈勒索达到了极限，使百姓难以承受。叛乱者的恐怖行为，反映了他们叛乱的实质。历史学家写道：“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193]方腊建立起自己政府的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目的不止在于消灭可恨的腐败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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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造反至少在这方面符合一般的历史模式。它们发生于18世纪最后几十年和19世纪中叶之间，处于整个清王朝统治体系自乾隆晚期以来加速腐败的时期，一点也不奇怪。有关这些造反和叛乱的官方记述和私家记述，都因显而易见的原因，并未提及造反者对于清王朝的怨恨。然而他们的沉默难以掩盖这一历史事实：造反者的目标不止是消灭腐败官员，而是要推翻清王朝本身。太平天国的许多文件，都不断提到一个主题，即清朝官吏应该被消灭，因为他们施行残暴统治，压迫汉人。的确，在太平天国早期的一份文件中，提到其领导人的头衔是“天下大元帅”（或“大元帅”），并指出起兵的目的仅仅是铲除“各府州县之贼官狼吏”，而未打算推翻清王朝本身。[194]但随后在洪秀全称“天王”之后发布的文件中，就以最强烈的词语谴责清朝廷。[195]虽然太平天国领袖不断强调反对“种族”对立，但腐败的统治也没有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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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中国作者的一些记述，显示了地方官吏群体是如何腐败的，说明了反对这种官吏为什么成为造反的原因。或许，最真诚直率的，是其中一个作者关于18世纪90年代“邪教”造反猖獗的记述。该作者指出，这一期间爆发的造反叛乱不可能被镇压下去，因为州县官员腐败程度“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196]另一个作者在谈到太平天国之役早期广东局势时，也指出造反的基本原因同样是官吏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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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乱源何在？令长之贪酷者是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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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粤西言之。粤西之未乱也，官吏宦于其省者……观其俗朴民顽，视同鸟兽蛮夷之不足惜。然既仕于其地，无可脱逃……以取盈为急务，彼此则效，无非欲肥囊橐而长子孙。其辣手忍心诚有不堪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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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州县而上，有知府道员，道之上有三司，三司之上有两院，彼其人皆有察吏安民之责，岂于属员之贤否，漫无分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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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不学俱欲之物，浸灌滋润，入于骨髓者已深，互相徇庇，上下交征，末员恃大吏为孤城，大吏借属员为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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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民疾首痛心，已非朝夕。一旦有风尘之警，奸民起乘之。游民愚民贫民之无所得食，因胁迫而乐从之，而大乱之局成矣。[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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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谴责并不只是绅士毫无事实基础的伤感主义，可以从一个事例中看出。四川省白莲教之乱领导人之一的王三槐，1798年被抓住押送到京城。在审判他的大堂上回答所提问题时，他宣称说是官逼民反。[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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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统治腐败外，还有其他原因。社会日益贫穷、贫富不均（政府对此至少要负部分责任，或负间接责任），同样为造反叛乱提供了土壤。一旦发生严重的灾害，而政府又未立即而有效地进行处理，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明代李自成和张献忠两位著名“流寇”，就是紧随着1628年陕西严重干旱后起兵的。李、张二人都称了王，前者还正式推翻了明朝。[199]在清代，同样可以看到经济灾害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最著名的太平天国之役，即是在连续几年的灾荒后爆发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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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经济不公和造反叛乱之间的关系同样很明显。对特权阶层的仇恨，虽然导致的可能只是针对这些阶层的暴动，但是，一旦情绪变得非常强烈，就可能引发一场叛乱，目标——无论是公开宣称的还是含蓄表明的——就会指向摧毁整个政治结构，亦即摧毁这种贫富严重不均现象产生的政治基础。在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家，失去土地而绝望的农民，在造反运动中的地位最为突出。[201]990年到994年领导四川农民叛乱的王小波，就用这样的语言“煽动”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跟随他的人数迅速发展，最终达到几万人。王小波的活动之所以这样迅速发展起来，按照历史学家的记载，其原因在于当时四川“土狭民稠，耕种不足给，由是兼并者益籴贱贩贵以规利”。[202]19世纪早期分别领导直隶和河南流产动乱的林清和李文成，以下列方式推展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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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者，俱输以钱，曰“种福钱”，又曰“根基钱”。事成偿得十倍：“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愚民惑之，远近踵之。[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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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差一点就提出了太平天国的“共产”主张。而“共产”正是太平天国迅速成功发展的部分原因，其大致内容见之于《天朝田亩制度》。[204]它规定，所有人都公平地分享“天父”赏赐给人类的恩惠；这一点毫无疑问对成千上万一无所有、处于饥饿境地的农民来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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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可能引发暴动或民变的常见因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只是在造反中起作用的特殊因素。在这些特殊因素中，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是“种族仇恨”；汉人怀着这种仇恨，在13世纪和14世纪反抗蒙古统治者，随后又反抗满人统治者。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他在宣传单中利用反抗蒙古统治的思想，号召仍然在元政府统治下的北方各省居民。[206]太平天国领导人提出的反满思想，甚至更广为人知。借用西方一位作者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鞑子政府永远不能灭绝的强大而又有生命力的火花”，现在又强烈地爆发了。[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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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野心，特别是经过绝望的强化，也会引发一场叛乱。我们虽然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因素在任何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可以说，充满雄心壮志、处于绝望境地的历史人物经常会推动正在发酵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上，此类事例数不胜数。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是：发动了推翻秦王朝叛乱的陈涉，建立了西汉王朝的刘邦，以及气质迥异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陈涉还在为人佣耕时，就表达了在外人看来难以置信的抱负，虽然他很贫穷，地位低下，但是脑海中充满了理想；这就是他采取不寻常行动的主要原因，在可能面临的死刑的刺激下，他毫不犹豫发动了叛变。[208]刘邦在秦朝首都担任小吏时，就表达了他的远大抱负，宣布大丈夫就应该像秦始皇那样生活：“大丈夫当如是哉！”他同陈涉一样，在面对可能的惩罚时决定向旧王朝挑战。[209]众所周知，洪秀全最初的愿望不过是想通过科举考试。可是连续的科场失败，让他充满怨恨，决定用暴力改变他所处的令人烦恼的时代。[210]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个人的挫折可能引发一场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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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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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制定计划、提出主张的绅士，和提供体力的普通百姓的合作，任何造反都不可能发动起来。帝制中国最大规模的叛变太平天国之役，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就像19世纪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所说的：“战争实质上就是力量的竞争，太平军中肯定有中国最强壮的人力源源不断地加入。而战争中同样需要的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那个部分，他们也不缺乏。”[211]或者用晚近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更精确的语句来说，太平天国之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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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农民运动。它是由科场考试失败的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的文盲领导的。他们利用当时悲惨的经济形势，以及满族统治者日益衰败的统治力量，占领了扬子江流域的主要城市，并一度威胁到北京。[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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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在清代动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秘密社会的组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些组织通常从绅士和知识分子中吸收成员，而且从普通百姓中吸收力量。下列一段歌谣，描述了19世纪中叶兄弟会举行“香会”（吸收新成员的仪式）的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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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姻缘在香火，既烧岂复分尔我。官耶士耶普见收，卒隶兵弁无不可。[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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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绅士和普通百姓的合作对造反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明朝崩溃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反清复明”的造反运动。它的目标非常明确，思想主张解释得很清楚。在旧王朝崩溃后存活下来的一些官员和知识分子不屈不挠地参加、支持了这一场运动。然而，他们的努力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因为情况表明，广大的普通民众完全不关心他们进行的事业。1728年，一名极为热心地支持“反清复明”的湖南文人，试图劝说高级军官岳钟琪起来反抗满族统治者。他的企图令人激动，但造反并未出现。这名文人明显认识到他的事业缺乏民众的支持，只能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试图劝说“清世宗最重要的亲信”倒戈。[214]不过，一些秘密社会组织始终延续着反满思想。[215]这种事业，最初只是得到前朝官员和知识分子的支持，最终得到了普通百姓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且很可能在太平天国发动阶段产生了一些影响。[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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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被低估。从最广泛的含义上来说，普通百姓包括所有没有绅士地位的居民。基于这个理解，他们还可以进一步划分：首先可以区分为识字的和不识字的。前者包括所有雄心勃勃但还未参加任何级别的科举考试的学子、科场失意者（所有这类知识分子在法律上都还不是绅士），以及所有其他因职业关系而具有一定读写能力的人（如医生、商人和道士）。[217]虽然这类文人所享有的威望和影响不如绅士，但是他们由于拥有读写能力，就拥有了乡村广大目不识丁的大众所得不到的优势和条件，他们可能比较有主见，在地方上享有与其他普通百姓明显不同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自己所遭受的错误对待或伤害更为敏感，表达自己的情感更加清楚有力，更为积极地想办法改变令人不满意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比其他普通百姓或许更聪明，见闻更广，因此，当绅士不能出头领导其他普通百姓时，他们就会去做。他们不像绅士一样，比较不受规范的束缚，不认为效忠于现存政权有何必要，他们更容易在发动地方暴动或全面反叛时扮演积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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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中，可能有一些具有不寻常的远大抱负、才能、精明或积极进取的人，比如首先起来领导叛乱推翻秦王朝的陈涉。这种人的社会地位虽然同普通农民相比，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但是，他们对所在社会或乡邻常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即使在普通情况下，他们在地方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是这种人，在不寻常的环境中站到历史的聚光灯下，以轰轰烈烈的行动震撼世界。他们虽然也是平民，但是一种特别的平民，由于没有更好的字眼，就称他们为“特出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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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普通百姓，与没有什么影响、安分守己的乡民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有特别的能力，而是由于习惯性的桀骜不驯、目无法纪和好吃懒做，而这种人在正常时期，就是地方上的恶棍、游手好闲者、职业性乞丐；政府常常称这些人是“奸民”或“莠民”。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首先起来引发动乱，并向政府挑战。[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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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类普通百姓——识字的平民、“特出的平民”和官方所说的“奸民”，无论在清帝国什么地方，所占比例都较少。在中国乡村人口中，最多的是质朴的农民。农民，连同小摊贩、工匠和其他生活在乡村或乡镇的群众，是真正的平民，也就是中国所俗称的“老百姓”。正是他们艰难困苦地从事自己的生计，拒绝改变自己习惯上的生活方式，为中国人赢得了忍耐、驯良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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