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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在一场造反中，这种“老百姓”扮演的角色不同于其他几种“平民”。拥有特殊才能或思想主张的平民，有时会发动或领导造反；而“老百姓”提供的只不过是力量源泉。换句话说，前者积极地决定与参加造反的绅士阶层合作，而后者只不过是提供绅士阶层不能提供的人力资源。因此农民在造反中的基本角色的确是充当普通士兵，冲锋陷阵，让造反领袖有可能把他们的目标或计划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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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种普通农民的行为及其参加造反叛乱的原因作进一步探讨，是非常有用的。既有材料表明，村民参加造反，有的是迫于环境，有的是受到造反运动中各种因素的引诱或施压。同其他阶层的人一样，乡民的行为态度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旦环境变化使人难以承受，农民的心理也会发生猛烈的变化。当死亡逼近时，温顺的农民陷入绝望，就愿意采取令人震惊的行动。一位西方学者，主要从经济角度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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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于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中国人已经学会了忍耐。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事靠他的力量和勤奋就能解决。他感觉，自己是无助地靠着天时的轮转过活。……他们的这种忍耐力……导源于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最终成为了一种本能。在有些情况下，静静地等待是唯一的出路，这时忍耐就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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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态度只有有限的正确性。……如果群众不采取积极的自救措施，而是屈服于越来越糟的状况，忍饥挨饿，最终这种态度本身会成为一种严重的生活问题。[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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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已经极为恶化的情况下，农民自己还不一定愿意采取行动，他们还不想改变习惯上的消极态度。只有在来自绅士阶层或特出平民的领袖出面领导时，其中一些农民才会起来参加暴动或造反。如果社会大环境进一步恶化，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大多数农民才会参加造反队伍，大规模的民变才会爆发。[220]或者，如同19世纪有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如果造反领袖来自于一个邪教，那么就会出现以迷信权力反对政治权力的情况，此前羞怯的农民大众就会展现出不可思议的高度进取心和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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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情况下，农民参加造反可以说或多或少是自愿的。迫于令人无法忍受的环境，他们不得不改变习惯上爱好和平的性格；他们参加造反，是因为受到“煽动者”许诺过好生活的引诱，而不是受到胁迫。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他们并不是心甘情愿参加造反的。可以理解，领导者非常渴望扩大自己的力量。一旦劝说和许诺无效，就毫不犹豫地强制或威吓农民参加。1789年，当白莲教蔓延数省之时，一位中国作者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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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教入一村，则烧一村；入一镇，则烧一镇；仅以胁良民为贼。……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烧村镇愈多，无身家衣食之民，附之者愈众。邪教之征，又不会惜此等，每行必驱之前，或抑之在后，以抵官兵。故诸臣入告，杀数千人数百人者，即此无业游民，非真邪教，非真贼也。[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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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领导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一些追随者并不忠诚，因而并不相信他们，并采取种种措施防止他们背叛。白莲教会在教众脸上刺上白莲花图案或“白莲教”三字。[222]太平天国领袖也因为同样原因而规定参加者不准剪发，因此而得到了“长毛”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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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会胁迫农民参加的方法，也很有代表性。根据一份官方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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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赣会匪首犯凶横狡黠，遇有恒产之人，能知法度，不肯附和入会者，非劫夺牛马，即蹂躏田禾，甚至抢掠子女，勒银取赎。小民被其凌逼，不入会则祸不旋踵，无以保其身家；入会不过敛给银钱，犹可免其荼毒。[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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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曾国藩的看法，太平天国领袖采取的方法特别有效。他在1853年一封发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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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匪所到之处，掳我良民，日则看守，不许外出；夜则围宿，不许偷逃。约之为兄弟，诱之以拜上。从之则生，背之则死。掳入贼中，不过两月，头发稍深，则驱之临阵。每战，以我民之被掳者列于前行，而彼以牌刀手压其后，反顾亦杀，退奔亦杀。……不得已，闭目冒进，冲锋力战。[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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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造反领袖并不总是采取上述那种苛刻的方法来赢得乡民的支持或帮助，而是以口号和宣传品来引起大众的兴趣。此外，他们对待村民的态度比官军要好得多，目的当然是为了引诱村民背叛政府。1853年，一名官员在河南省一些地方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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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兵打粮，直至济源、孟县境内，小民无可倚仗，初以米果等给贼，贼以厚价诱之，愚民贪利，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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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官兵所过之地，往往掠人车马财物，扎营左右村庄皆被骚扰。[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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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作者对1853年南京周围局势的观察，特别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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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无论是富户还是商贩——的个人服务，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并压榨搬运夫——船工。但是，虽然他们果断地占领清政府谷仓据为己有，可能也没有放过他们占领的城镇的大粮商的粮仓，可以肯定他们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并坚持付给一个好的价格。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旦乡民发现有机会带着粮食和蔬菜溜进金陵城而不被发觉时，就会毫不犹豫这样做。这个村的居民告诉我说，围困金陵的官军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太平军大得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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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强迫，当农民参加造反运动之后就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据领导人的命令行事；而这种领导人几乎都不是普通农民。这些被动的追随者，给造反提供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们的领袖接下来的计划。[227]因此，任何爆发在19世纪中国的造反，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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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细探讨绅士和识字者在造反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强化这个结论。首先，真正意义上齐心协力推翻现存政权的造反概念，毫无疑问是绅士和识字阶层提出来的。正是他们发展和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统治者只有在施行“仁政”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保有自己的权威；一旦施行暴政，“民”就有权起来造反。[228]也正是他们在机会适当的环境中，把这一理论以通俗的形式向大众宣传，付诸行动，发动大众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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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识字者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一般关系，刘基说得很清楚。他在残暴的元朝统治最后几年写下了许多寓言，其中一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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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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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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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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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公卒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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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者的意思，这篇比喻的道德教育价值不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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