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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作者对1853年南京周围局势的观察，特别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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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控制了城市中所有居民——无论是富户还是商贩——的个人服务，毫不犹豫地控制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并压榨搬运夫——船工。但是，虽然他们果断地占领清政府谷仓据为己有，可能也没有放过他们占领的城镇的大粮商的粮仓，可以肯定他们是从农民手中购买粮食的，并坚持付给一个好的价格。由此而产生的影响是，一旦乡民发现有机会带着粮食和蔬菜溜进金陵城而不被发觉时，就会毫不犹豫这样做。这个村的居民告诉我说，围困金陵的官军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太平军大得多。[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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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楚，无论是受到引诱还是强迫，当农民参加造反运动之后就处于从属的地位，根据领导人的命令行事；而这种领导人几乎都不是普通农民。这些被动的追随者，给造反提供人力资源，但是，他们十之八九并不了解造反的主要目标，也不了解他们的领袖接下来的计划。[227]因此，任何爆发在19世纪中国的造反，只有在有限的意义上，才能被视为完全的“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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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详细探讨绅士和识字者在造反中所扮演的角色，可以强化这个结论。首先，真正意义上齐心协力推翻现存政权的造反概念，毫无疑问是绅士和识字阶层提出来的。正是他们发展和传播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理论：统治者只有在施行“仁政”的情况下，才能合法地保有自己的权威；一旦施行暴政，“民”就有权起来造反。[228]也正是他们在机会适当的环境中，把这一理论以通俗的形式向大众宣传，付诸行动，发动大众起来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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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识字者和普通百姓在造反中的一般关系，刘基说得很清楚。他在残暴的元朝统治最后几年写下了许多寓言，其中一篇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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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十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棰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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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与？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与？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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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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狙公卒馁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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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作者的意思，这篇比喻的道德教育价值不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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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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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导”普通百姓起来造反的那些人，明显正是绅士或识字文人——那些有能力对现存政权和实行政治奴役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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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明显的是，一些失意的文人——科场或官场的抱负未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比起处境相对要好的绅士来说，更容易在发动造反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人比起无数个没有地位、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来说，对现存政权更有威胁性。他们通晓历史和文献典籍，因而不但拥有造反的思想，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某种组织或指挥造反的知识和能力——一种普通农民所没有的素质。因主考官的“不公正”而产生的仇恨，很容易转变为对现存政权的仇恨，特别是在他们认为自己处境极端不幸时。在社会处于一般安定时期，他们是“刁生”；在社会动荡时期，就成为造反的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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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失意大军”的处境当然不值得羡慕；这种人的行为动向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位西方作者正确地观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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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文人仍然在科场中不断挣扎。……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于地位低下、谋生艰难的行列中，如家庭教师或私塾教师、公证人或书吏、抄写员或写手、占卜者或医生、算卦者或说书人、清客或乞丐。总之，不满的情绪非常多。[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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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1850年代清帝国情况第一手资料的少数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位描述了这种失意文人的行为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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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在省试中失败的文人，仍然属于那种没有得到官品的平民。他们和那些甚至从未取得生员身份的成千上万的“候选人”，拥有的实际知识能力和行政官员群体一样丰富。其中有许多不顾后果，胆量更大……发挥着职业性煽动者的作用。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威吓和牵制地方衙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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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意文人不会停留在牵制地方当局的层次。如果机会来了，其中一些文人就会出头领导造反。此种情况的事例随处可见，19世纪发生的几个著名事例就是这样。捻军领导人之一的苗沛霖是生员；山东一支叛乱队伍领导人刘德培是秀才；河南叛军领袖李瞻，是未能进入官场的举人。[232]在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中，洪秀全连续科场失败，连生员资格也未得到；韦昌辉，所得功名不过是监生；杨秀清、洪仁玕和石达开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的文人。[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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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效劳在叛乱中起的作用相当大，也的确很有必要，这几乎用不着解释。下列关于秘密社会（19世纪许多动乱都与它有关）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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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秘密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总是来自未能进入官场的文人。事实上，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和合作，秘密社会就不能拟订宣传文件、建构组织体系、创立仪式和准备声明。[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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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服务对造反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文人的参加和合作，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就不可能发生；所有暴力事件终归是毫无意义的流血。就农民阶层来说，虽然他们为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提供了人力资源，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叛行动。这一事实，在19世纪非常清楚。一位西方学者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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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由于没有天赋或太穷而不可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农民，如果得到一定比例拥有才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那么他们的人数和因绝望而造反的精神，的确相当可畏。但是，如果任其自然，他们就只能发动骚动、暴动，其性质如同法国的扎克雷叛变、英国理查二世在位期间少数民族平民叛变和15世纪末、16世纪前25年期间德国南部和匈牙利爆发的叛变一样。在爆发之初会造成一些破坏；接着就会遭到一些应有的惩罚，最终会被完全镇压下去，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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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补充的是，中国历朝的建立者，绝大多数并非来自目不识丁的农民阶层。只有两人例外，据说刘邦和朱元璋是从平民中冒出头的。但是，他们两人都大力利用绅士和文人的帮助，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形式、指出正确的方向，巩固所得成果。狙公寓言故事的作者，事实上就是朱元璋所利用的最有能力的文人之一。[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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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和朱元璋杰出成功的一个极端，和许多悲惨失败的无名农民造反者的另一个极端之间，存在许多取得不同程度成功（或失败）的反叛行动，其中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反叛。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点：一场造反得到文人的帮助越多，它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即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造反集团，也都会从他们认为重要的文人和绅士那里得到好处。一些和捻军有联系的地方“土匪”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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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之初起，数十辈愚妄人耳，胁从既多，遂出枭杰。又有缙绅科目之无耻者，间厕其间，指使引导。其用兵则令严而法简，行速而多诈。[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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