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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引用几个类似的事例。陈涉是平民出身的领袖，他利用有能力的文人如张耳和陈余的帮助。张耳担任过魏国某县知县，陈余“好儒术”。陈涉后来不听取两人的建议，命运就迅速恶化。[238]黄巢，在9世纪领导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叛乱，并大大地缩短了唐王朝的寿命。据说他特别渴望得到文人的同情和帮助。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黄）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239]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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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时多朋党……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之不逞者之辞也。[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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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代表性的事例发生于16世纪早期。山东两支造反队伍为取得优势相互竞争了一些时日，直到其中一支拥立生员赵燧坐上第二把交椅。在赵燧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一位学者的叙述，赵燧“移檄府县，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势出刘六等上”。[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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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最重要的两支造反队伍的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提供了更有意思的例子。作为生活在最贫穷环境中的贫民与官府追捕的罪犯，李自成最初认为绅士和文人不会支持他的造反。他1643年进军陕西后，“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决定依靠绅士和文人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比如，他发掘了失意举人牛金星，并最终任用他担任自己的“大学士”。他还任用另一名举人李岩，李自成采行的一些最精明的措施都是李岩的点子，包括这句有效的歌谣：“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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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起先是势力强大的土匪头子。他在1645年控制四川西部后，准备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任命许多绅士在其“朝廷”里面担任最高职位，其中包括至少两名举人和一些拥有低级功名的人。[243]不过，他对待士大夫通常像对待普通人那样苛刻。据说，他在成都以举行考试为名，企图把所有到场参加考试的文人全部杀死。只要他的狗碰巧嗅了嗅哪位朝臣，照例都会被处死。[244]他未能有效利用绅士和文人阶层，或许正是他迅速失败以及他的成就比不上李自成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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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胆地说，太平天国之役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就（虽然是暂时的），部分原因是得到了参与其中的绅士和文人的帮助。[245]我们还可以合理地说，太平天国的成就之所以如此短暂，是因为它掌握的文人领导的位阶不够高，不足以与敌对阵营中在任的领导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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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反对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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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有用的问题：普通农民从他们所参加的或忍受的造反中，是否得到了物质的或其他方面的好处？造反对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带来了什么看得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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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之前的造反，笔者手中拥有的详细资料较少。从我们对这个大规模的动乱所了解的部分看来，普通乡民从中所取得的物质利益是很少的。相反，战争导致的破坏，土匪或太平军或官军所犯下的抢劫和纵火罪行，带给大众的只能是沮丧痛苦。一位西方旅行者1866年在河南所看到的情况，就反映了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苦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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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一群群反叛者把所有东西洗劫一空。有钱也买不到一只鸡或一个鸡蛋，米当然更不用想了。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是粗糙的小米。没有围墙的乡村已经化为灰烬。活下来的村民非常悲惨。他们居住在草席棚里，把自己一点可怜的东西捆绑在手推车上，一旦感觉抢劫者就要来到，马上就跑。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我所找到最舒服的过夜处，就是一座靠牛力工作的磨坊。[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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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国官员可能把江苏一些地区的情况，描述得比实际情况更糟糕。但他透露了造反者的一些行事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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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某等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虽穷乡僻壤，亦复人烟寥落。[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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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能干、没有理由夸大的西方观察家，在1870年代初写道：他所到过的浙江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国之役过去13年后，好几座原来很繁荣的城市仍然是“庞大的废墟”；肥沃的河谷周围变得“一片荒凉”。[248]几十年后，另一名熟知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指出，整个湖北、安徽、江西和江苏西部地区，在1853年到1859年期间惨遭兵燹；大约有200万人丧生。[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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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太平天国领导者早期表现出多么关心农民的切身利益，他们定都南京后建立的政权，对治下农民的利益就不再是那么关心了。根据一位西方目击者所说，1861年南京周围的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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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政权对其控制下的地区实行暴戾统治。由于得不到人民的好感，他们就必须强迫人民提供服务。人民除了必须为他们提供无偿的劳动外，还必须进一步承受太平军兵营士兵不断的蹂躏、抢劫。……太平天国领导者经常将自己最坏的追随者斩首示众，或将抢劫和纵火犯戴上枷锁。但是，这种严刑峻法并不能制止人数众多、无组织原则的太平军将士所犯的各种各样的暴行；他们追随太平天国起义旗号，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去认真地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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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太平天国领袖又如何？他们是不是犯了流行的无政府毛病？……这一问题必须部分地从结果来回答。如果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并且恢复了其统治下地区的社会秩序，那么，他们的造反就是一种革命。就目前情况来看，他们的前景非常暗淡。……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的政府制度，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的确希望建立一个公平的政府体系，并且表现出了强烈的愿望，但他们没有权力和技巧。[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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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太平天国领导者的行为方式大致符合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正如19世纪一位中国作者所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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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开国之初，兵皆强健……行师抢掠，因粮于人，不筹饷也。以威挟制胁从，遂众不忧寡也。盗贼逋逃，视为渊薮。……焚掠抢劫，迫胁良民，幸而成功，史臣讳之，为之粉饰。[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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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者并不能总是从乡民那里得到支援。事实上，乡民常常害怕他们，就像害怕土匪和官军一样；一些著名的事例表明，乡民常常抵抗他们。1861年宁波附近农民一听到太平军部队到达宁波时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反应，相当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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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稻成熟了……金黄色的稻谷覆盖了整个平原，延伸到浅低的山谷，并盘旋绕上丘陵台地。……但是，我们每到一地，都注意到再没有什么比噬骨的不安和对压抑的焦虑更令人感到哀怜的。我们每到一村，村民们都急切地问道：“他们的确要来吗？”“有什么值得害怕吗？”“我们用得着逃跑吗？”“我们应该逃向哪里以躲避‘长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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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太平军攻占宁波及其附近地区后，当地百姓以下列方式对他们的新统治者作出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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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民……在他们新统治者沉重的压迫下呻吟、挣扎。于是，他们在风景如画的大兰山——“大雾山”，高三四千英尺——高地上，征集并训练卫乡士兵——白巾军。……但是，太平军成功地摧毁、消灭了这些白巾军的联合抵抗，并对美丽的西部山地进行残酷的报复和屠杀。没有人能够完整描述，因为没有几个人幸免。[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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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唯一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乡民只不过是听天由命，既不积极支持他们的新统治者，也不反抗。一个西方传教士和一群居住在离南京并不远的乡村居民的下段对话，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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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长毛’管辖下快乐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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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也谈不上。我们悲惨得很，必须按月缴纳粮食或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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