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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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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导”普通百姓起来造反的那些人，明显正是绅士或识字文人——那些有能力对现存政权和实行政治奴役的合理性提出质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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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明显的是，一些失意的文人——科场或官场的抱负未得到满足的知识分子——比起处境相对要好的绅士来说，更容易在发动造反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文人比起无数个没有地位、在饥饿中挣扎的农民来说，对现存政权更有威胁性。他们通晓历史和文献典籍，因而不但拥有造反的思想，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某种组织或指挥造反的知识和能力——一种普通农民所没有的素质。因主考官的“不公正”而产生的仇恨，很容易转变为对现存政权的仇恨，特别是在他们认为自己处境极端不幸时。在社会处于一般安定时期，他们是“刁生”；在社会动荡时期，就成为造反的煽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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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场失意大军”的处境当然不值得羡慕；这种人的行为动向对社会安定造成的危害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位西方作者正确地观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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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些文人仍然在科场中不断挣扎。……但是，大多数已经沦于地位低下、谋生艰难的行列中，如家庭教师或私塾教师、公证人或书吏、抄写员或写手、占卜者或医生、算卦者或说书人、清客或乞丐。总之，不满的情绪非常多。[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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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1850年代清帝国情况第一手资料的少数西方观察者中，有一位描述了这种失意文人的行为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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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在省试中失败的文人，仍然属于那种没有得到官品的平民。他们和那些甚至从未取得生员身份的成千上万的“候选人”，拥有的实际知识能力和行政官员群体一样丰富。其中有许多不顾后果，胆量更大……发挥着职业性煽动者的作用。他们为了个人利益，威吓和牵制地方衙门。[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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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失意文人不会停留在牵制地方当局的层次。如果机会来了，其中一些文人就会出头领导造反。此种情况的事例随处可见，19世纪发生的几个著名事例就是这样。捻军领导人之一的苗沛霖是生员；山东一支叛乱队伍领导人刘德培是秀才；河南叛军领袖李瞻，是未能进入官场的举人。[232]在太平天国最重要的领导人中，洪秀全连续科场失败，连生员资格也未得到；韦昌辉，所得功名不过是监生；杨秀清、洪仁玕和石达开也是没有得到什么功名的文人。[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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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效劳在叛乱中起的作用相当大，也的确很有必要，这几乎用不着解释。下列关于秘密社会（19世纪许多动乱都与它有关）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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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秘密社会组织的领导成员总是来自未能进入官场的文人。事实上，如果没有文人的参与和合作，秘密社会就不能拟订宣传文件、建构组织体系、创立仪式和准备声明。[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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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服务对造反甚至更为重要。如果没有文人的参加和合作，真正意义上的造反就不可能发生；所有暴力事件终归是毫无意义的流血。就农民阶层来说，虽然他们为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提供了人力资源，但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有效的反叛行动。这一事实，在19世纪非常清楚。一位西方学者描述了他那个时代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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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由于没有天赋或太穷而不可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这种农民，如果得到一定比例拥有才能、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的领导，那么他们的人数和因绝望而造反的精神，的确相当可畏。但是，如果任其自然，他们就只能发动骚动、暴动，其性质如同法国的扎克雷叛变、英国理查二世在位期间少数民族平民叛变和15世纪末、16世纪前25年期间德国南部和匈牙利爆发的叛变一样。在爆发之初会造成一些破坏；接着就会遭到一些应有的惩罚，最终会被完全镇压下去，他们自己也损失惨重。[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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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该补充的是，中国历朝的建立者，绝大多数并非来自目不识丁的农民阶层。只有两人例外，据说刘邦和朱元璋是从平民中冒出头的。但是，他们两人都大力利用绅士和文人的帮助，为他们的行动提供有效的形式、指出正确的方向，巩固所得成果。狙公寓言故事的作者，事实上就是朱元璋所利用的最有能力的文人之一。[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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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刘邦和朱元璋杰出成功的一个极端，和许多悲惨失败的无名农民造反者的另一个极端之间，存在许多取得不同程度成功（或失败）的反叛行动，其中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反叛。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一点：一场造反得到文人的帮助越多，它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即使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造反集团，也都会从他们认为重要的文人和绅士那里得到好处。一些和捻军有联系的地方“土匪”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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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之初起，数十辈愚妄人耳，胁从既多，遂出枭杰。又有缙绅科目之无耻者，间厕其间，指使引导。其用兵则令严而法简，行速而多诈。[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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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引用几个类似的事例。陈涉是平民出身的领袖，他利用有能力的文人如张耳和陈余的帮助。张耳担任过魏国某县知县，陈余“好儒术”。陈涉后来不听取两人的建议，命运就迅速恶化。[238]黄巢，在9世纪领导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叛乱，并大大地缩短了唐王朝的寿命。据说他特别渴望得到文人的同情和帮助。根据历史学家的记载，“（黄）巢入闽，俘民绐称儒者，皆释”。[239]另一位历史学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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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以幼主临朝，号令出于臣下，以至……时多朋党……贤豪忌愤，退之草泽……或巢驰檄四方，章奏论列，皆指目朝政之弊，盖士之不逞者之辞也。[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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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代表性的事例发生于16世纪早期。山东两支造反队伍为取得优势相互竞争了一些时日，直到其中一支拥立生员赵燧坐上第二把交椅。在赵燧的领导下，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壮大。根据一位学者的叙述，赵燧“移檄府县，官吏师儒毋走避，迎者安堵。由是横行中原，势出刘六等上”。[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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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最重要的两支造反队伍的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提供了更有意思的例子。作为生活在最贫穷环境中的贫民与官府追捕的罪犯，李自成最初认为绅士和文人不会支持他的造反。他1643年进军陕西后，“悉索诸荐绅，搒掠征其金，死者瘗一穴”。但是，他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因而决定依靠绅士和文人提供的帮助和建议。比如，他发掘了失意举人牛金星，并最终任用他担任自己的“大学士”。他还任用另一名举人李岩，李自成采行的一些最精明的措施都是李岩的点子，包括这句有效的歌谣：“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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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起先是势力强大的土匪头子。他在1645年控制四川西部后，准备建立自己的王朝。他任命许多绅士在其“朝廷”里面担任最高职位，其中包括至少两名举人和一些拥有低级功名的人。[243]不过，他对待士大夫通常像对待普通人那样苛刻。据说，他在成都以举行考试为名，企图把所有到场参加考试的文人全部杀死。只要他的狗碰巧嗅了嗅哪位朝臣，照例都会被处死。[244]他未能有效利用绅士和文人阶层，或许正是他迅速失败以及他的成就比不上李自成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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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大胆地说，太平天国之役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就（虽然是暂时的），部分原因是得到了参与其中的绅士和文人的帮助。[245]我们还可以合理地说，太平天国的成就之所以如此短暂，是因为它掌握的文人领导的位阶不够高，不足以与敌对阵营中在任的领导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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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反对农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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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提出一个有用的问题：普通农民从他们所参加的或忍受的造反中，是否得到了物质的或其他方面的好处？造反对农民的态度和行为带来了什么看得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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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天国之前的造反，笔者手中拥有的详细资料较少。从我们对这个大规模的动乱所了解的部分看来，普通乡民从中所取得的物质利益是很少的。相反，战争导致的破坏，土匪或太平军或官军所犯下的抢劫和纵火罪行，带给大众的只能是沮丧痛苦。一位西方旅行者1866年在河南所看到的情况，就反映了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苦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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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方，一群群反叛者把所有东西洗劫一空。有钱也买不到一只鸡或一个鸡蛋，米当然更不用想了。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是粗糙的小米。没有围墙的乡村已经化为灰烬。活下来的村民非常悲惨。他们居住在草席棚里，把自己一点可怜的东西捆绑在手推车上，一旦感觉抢劫者就要来到，马上就跑。在其中一个村子里，我所找到最舒服的过夜处，就是一座靠牛力工作的磨坊。[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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