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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近郊两个地区和另一个离广州大约20英里的地区，当地居民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反对棉纱输入的暴动。他们大声地抱怨说，棉纱输入夺走了他们妻子和孩子的生计，因为他们都是靠纺织为生的。[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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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航运是普通百姓和外国人之间产生矛盾、摩擦的又一原因。轮船航运结束了帆船航运的历史，结果从事内河运输的大多数农民的饭碗被夺走，就像扬子江和整个大运河沿岸的情形一样。[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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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外运动是因经济利益冲突而爆发的，那么传教士就不再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举例来说，西方一位学者就对华中、华西地区情况作了下述有趣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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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爆发了四次暴动。这些暴动都发生于扬子江沿岸，地点全部是贸易口岸。……远离扬子江的几百名传教士，几乎没有受到侵扰、伤害。情绪激动的群众参加这些暴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不过可以肯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当地帆船的工作被外国轮船夺走。在发生过两次暴动的扬子江上游，由于当地人对轮船航运溯江而上的反对非常强烈，英国公使不得不放弃这项权利。虽然当局没有采取什么特别措施把传教士撤离重庆，不过官员竭尽全力阻止“牯岭号”（Kuling）汽船开到重庆〔担心它会引发进一步的暴动〕。[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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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普通百姓怀有普遍而又前后一贯的排外情绪，也是错误的。许多西方人的经历都表明并不是这样。从有关19世纪早期到义和团之乱期间的报告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普通村民对外国客人的基本态度是友好的，直到（或除非）环境使他们改变基本态度。举例来说，英国阿默斯特（Lord Amherst）使团里的一名官员，就描述了他1816年8月在天津附近一所村子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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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民们确信我没有恶意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变成我见过最单纯、最亲切的了。因为，他们最初对我的态度，表现出来的就像有时会体验到的，在接近一头性情未知的动物时的那种感觉。这种感情尤其在孩子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这些孩子看到我忙于收集植物标本（我是使团的博物学家）时，立即帮助我收集。然后，他们小心地、一步步地靠近我，拿着要给我的东西停在一步之遥的地方；当我接下它们的瞬间，他们立即就跑开了。然而，一旦我收下它们中的任何部分，所有的拘谨都消失了，我身旁现在堆满了一束束（他们帮我采集）的花。[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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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英国军官指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丝毫看不出宁波居民有反外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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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2年进行的战争中，英国军队从容地占领了宁波城。该城居民虽然仍然害怕与官员妥协，甚至不敢在我们的暂时统治之下开店营业，从事各自职业，但是，他们对我们展示出完全友善的态度。[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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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后，伦敦《泰晤士报》记者证实了这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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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过了400英里、以前很少到过的地区，经过了四座第一流的中国城市（其中有两座是欧洲旅行家所不知道的）、许多第二流的城市（在其他国家会被列为第一流）和无数个乡镇乡村。在整个行程中，没有听到中国人对我们说过一句不礼貌的话，也没有看到一次侮辱我们的手势。我们经过了几百座大小桥梁，没有发现淘气的孩童从桥上丢石头阻止我们前进。没有人阻止我们，没有人抢劫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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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记者根据自己在清帝国这个区域的经历作出结论：“正如同广州的情况一样，除非由当局煽动……外国人出现在他们的城市里，中国人是不会起来反对的。”[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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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甚至在1857年到1858年动荡时期的广州，也有迹象表明并不是所有普通百姓都反抗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外国人。1858年1月，一名皇家陆军工兵中校记述了一段有趣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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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一个我认为不错的试验，来判断普通居民对我们的感觉。当然，他们看到我们这些稀有动物第一次出现在他们城市的一角时，女人和孩童都恐惧地逃走了。但是，他们一旦稍微了解我们，就不怎么惊慌了。我们中的一些人说：“那些狡诈之徒之所以不敢杀我们，仅仅是由于害怕我们；他们现在向我们摇尾乞怜，是由于我们强大，可他们在心里仇恨我们。”现在，我相信这种心理只有那些终身浸在不容忍异说、偏执排外的染缸里的官员才有，而普通百姓则无。我的试验是以小孩为对象的：这种小孩因为年龄太小，不能隐藏自己的真实态度，或因没有自我克制的能力而暴露出完全不信任我们的心理；但是，年龄又不能因为太小，而听不懂其父母的谈话。我试验的结果是：我骑马沿着街道跑过时，小孩子很高兴让我从他们父母怀抱里抱过来，和我一起享受骑马的乐趣，好像我是他们父母最好的朋友。此时，在这些普通百姓心中，我们还被认为是残酷的、难以对付的、凶猛无敌的洋蛮子吗？或者，甚至被认为是一群入侵者，为了征服他们的国家或强迫他们进行贸易，摧毁了他们大半个城市，杀害了他们的同胞，把许多无辜居民驱逐出家园变成社会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事实上是近年来降临在普通百姓身上的灾难和悲伤的主要原因吗？这种入侵者的形象，或许就是他们期望给予我们的，但是如果小孩的父母真是这样描述我们，将会使小孩不信任我们的。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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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叙述自然可能过分强调了普通百姓对外国人的友好。在华的西方旅行者有时会遇到怀有敌意的村民或市民；他们的敌意至少来自两个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外国人在一些地方旅行，恰巧会遇到一些积极活跃的“粗鲁之人”，就会产生不愉快的冲突；冯·李希霍芬（Von Richthofen）男爵1870年在湖北、湖南旅行所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他说在“中国没有遇到比居住在汉水两岸的居民更礼貌、性情更好的”，但是他发现，在湖南省，“主要由于粗鲁阶层的存在”，而且为数众多，居民非常不友好。[272]在另一些情况下，内陆地区的居民，以前很少同外国人接触，因此比起同外国人有过更多接触地区的居民来说，通常更没有反外情绪。李希霍芬男爵从湖北樊城到河南怀庆府，整个旅程为1，000里（在当时，外国人很少到过这片地区）。他感动地说：“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比河南省的居民更好了。”他仅仅在位于黄河河岸的一两个地方听到过有人叫他“洋鬼子”。[273]然而，他在浙江和安徽一些地方旅行时，经历就不那么令人愉快了。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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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我所遇到的居民（无论多少），都很礼貌，心地善良。但是，我一到达安徽的贸易中心（扬子江上航船沿江而上可以到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沿江所有贸易口岸的居民，态度非常不友好；我一到这里，立刻就感觉到了。[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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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供职的一名英国文官所观察到的事实，可以进一步证明经常同外国人接触的普通百姓，其反外情绪比其他地区的要强烈。该文官提到了1842年12月7日到1902年8月15日之间所发生的35次暴动（其中不包括义和团），结果不是丧失生命，就是丧失财产，或者两者都丧失。他评论指出，这些暴动几乎毫无例外发生于经常同外国人产生接触的地方。事实上，在这些暴动爆发的23个地区，有15个是条约港，1个是英国殖民地。[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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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位西方观察者的看法，即使是义和团，也不是山东省居民强烈的排外情绪具体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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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97年秋，山东省因其善待外国人和本地基督教教徒而赢得了极好的名声。……但是到是年11月1日，在一场冲突中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残忍地杀死，德国立即以此为借口，实施它谋划多年的阴谋，占领中国一块领土。11月14日，海军上将迪德里希斯（Diedrichs）派兵在胶州登陆。……次年3月6日，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一个条约，规定胶州湾及其伸入内陆附近的山地租借给德国，租期99年；山东巡抚及另外六名高级官员免职；赔偿白银3，000两；修建3座“赎罪的”礼拜堂。除此之外，德国还取得了在山东修建两条铁路的权利，并享有在沿线30里地区内开矿的权利。这些条款非常苛刻，但是最为痛苦的是土地被他国占领。这一高压行为使得中国人对外国人特别是对德国人的态度产生了不祥的变化。对德国人来说，如果人数很少，要想到中国内地旅行，是很不安全的；随后有三名不明智的德国人就遭到袭击，虽然他们侥幸逃脱了。德国政府认为这是又一场无缘无故冒犯德国的犯罪；为了惩罚犯罪者，德国胶州租借地司令立即派遣部队到达现场，烧毁两座村庄。这一报复严厉而不加分别，犯罪者自然受到了惩罚，但也使无辜者受害。因此，中国人反外怒火被点燃，许多外国人预见了严重的后果。[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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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国人加速了危机的爆发，但是他们不是唯一应该为仇外怒火日益扩大负责的人。19世纪末，一名西方作者观察指出：“第一批欧洲人进入中国，给中国人带来的印象并不比强盗、杀人犯好多少；自那时以后，中国人一直抱着这种不愉快的印象，并没有什么改变。”“一方面，西方传教士祈祷和平，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诉诸武力，因此，如果中国人怀疑前者，害怕后者，一点也不奇怪。”[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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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在排外运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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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事态的演进迅速向1900年悲剧性的顶点逼近。就有关的中国人来说，绅士和普通百姓都卷入了这一场大灾难。然而，就像在其他类型动乱中一样，他们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绅士负责发动和指导，而普通百姓提供人力资源。1841年5月发生于广州北郊，被一些学者视为“19世纪反外运动的起点”的三元里事件，是这个事实的最好说明。[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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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中国和西方双方观察者的看法，[279]骚乱的直接起因是当地居民对英军在广州附近一些村子所犯暴行的仇恨。一位中国学者指出，当这些英军要到佛山途经三元里时，当地人民就吵闹着要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肆行抢劫掠夺、强奸妇女的暴行已经传开了。突然，锣鼓声响，103乡的村民，男女数千人聚集起来，包围了他们。[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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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者并没有赢得对英军的胜利，[281]但是，强烈地反抗“英夷”的运动持续发展起来。对英军在广州附近村庄所犯暴行的仇恨，迅速与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结合起来。当时的一些中国作者毫不犹豫地赞扬了暴动村民保卫广州城的爱国行为。一名中国官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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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广州省城幸保无虞者，实借乡民之力。乡民熟睹官兵之不可恃，激于义愤，竭力抵御，一呼四起，遂令英夷胆落魂飞。[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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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并不想探讨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也不想追溯实际发展过程。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村民是因对英国人暴行的仇恨而被鼓动采取强烈反应的，煽动和指挥动乱的正是地方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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