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099980
1703099981
“这片地区每一百人中有多少人丧失生命？”
1703099982
1703099983
“十五到二十人被杀死，三四十人被掠走当‘长毛’。”
1703099984
1703099985
“新兵被带到哪里？”
1703099986
1703099987
“有一点远。带到苏州、嘉兴或其他一些地区。”
1703099988
1703099989
“你们的妻子、女儿也被抢走了吗？”
1703099990
1703099991
“是的。上了年龄的，长得难看的，他们不要；而年轻的，漂亮的，再也回不来。”
1703099992
1703099993
“你们有冤屈，能不能向最近的‘长毛’官员请求补偿？”
1703099994
1703099995
“当然不能。虽然他们对我们说可以申冤，但谁敢啊！”[253]
1703099996
1703099997
这一段对话发生于1861年“天京”郊区。它反映了一个有趣事实：在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下生活了10年之后，许多村民仍然胆怯、冷漠；就像是在清王朝压迫下无助的受害者。
1703099998
1703099999
一些学者从某些方面认为太平天国之役是“一场自发的、根植于千百万农民思想的革命”。[254]从我们的探讨来看，这一观点并不符合已知的事实。太平天国运动不但未能得到农民大众总体上的支援，甚至未能改变其统治地区的许多农民特有的态度和行为。因此，曾国藩及其伙伴就有充分空间来同太平天国领导人竞争，竭力争取农民大众加入自己的阵营。[255]事实表明，无论是站在太平天国或是敌对一方，农民提供的都不过是人力资源；换句话说，他们在造反和军事镇压中，仍然扮演着传统的农民角色。
1.7031e9
1703100002
西方的冲击
1703100003
1703100005
一般影响
1703100006
1703100007
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部危机；大约与此同时，西方宗教、技术、商业和其他方面的欧洲文明日益涌入，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增加了混乱因素，加剧了清帝国的内部危机，直接或间接促成了争斗、暴动和造反的爆发。
1703100008
1703100009
我们可以从一个西方宗教卷入的地方争斗的奇特事例开始。“皈依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徒之间的宗族械斗”，据说“在浙江非常普遍，在广东并非不常见，在其他省区也不是没有听说过”。发生于1906年10月的浙江海门的一次争斗，特别具有代表性。关于此次事件双方各执一词。新教徒说，械斗爆发于10月9日，是时800名到2，000名天主教教徒攻打新教小社区。“罗马天主教大军”由许多队伍组成，每队由一人率领，各有不同的标志。“总司令”是当地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他的手下有11名队长，其中有几人是“著名的强盗头子”，至少有两人是“刚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的”。在确认遭到抢劫和攻击之后，新教教徒被当地官员送到台州府城请求保护。天主教教徒说，引发械斗的是新教教徒，因为他们首先计划抢劫一名天主教教徒的家，并采取武力手段把一名被知县逮捕的罪犯从监牢中解救出来（这名罪犯大概是知县听取上面那名天主教教徒的建议而被捕的）。此外，天主教传教士有一块土地，围绕着新教教堂。当前者计划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一垛围墙把一栋房屋（大概属于新教教徒）围起来时，新教教徒进行抵制，由此引发了冲突，“强盗和武装的新教教徒”用火枪攻打天主教教徒。[256]
1703100010
1703100011
不管冲突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一事例以一种简单的方法说明了两个外来宗教之间的敌对行为，如何成为地方冲突爆发的一种新原因。
1703100012
1703100013
西方宗教还以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方式让19世纪的中国感受到它的影响。中国各地居民皈依新教或天主教的人数日益增加，许多地方修建的教堂越来越多，西方传教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许多地方，注定要增加摩擦的机会。洪秀全及其早期的支持者皈依西方宗教，事实上就是促成太平天国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民变爆发的原因之一。[257]无论从哪一派神学的观点来看，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观念远远不是正统的。但是，他们公开宣称的信仰带给他们巨大的思想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们的行动中，尤其在早期阶段，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可以肯定，如果不是因为接触布道文献而产生“信仰”，洪秀全是不会成为“天王”的；虽然他可以用其他完全不同的思想发动叛乱。
1703100014
1703100016
排外暴动
1703100017
1703100018
我们难以忽视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达到顶点前的无数次排外暴动。这些暴动，吸引了当时许多西方作者的注意，他们从不同角度作了多种解释。一般来说，产生矛盾、摩擦的重要因素主要有：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中国人的优越感；西方人奇怪的、有时肆无忌惮的行为方式，在“中国人脑海中留下了许多苦难的印象”；“西方商业入侵”；鸦片烟吸食日益普遍，等等。[258]显然，绅士阶层和普通百姓对这些因素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文化反感是绅士排外思想形成的一个更具决定性的因素；而切身的经济利益冲突更可能激起普通百姓的敌意。此外，笔者随后就要指出，如同其他类型的地方“混乱”一样，绅士阶层在排外运动中起着发动者或领导者的作用。
1703100019
1703100020
大多数排外运动通常都与绅士有关，几乎不用多加解释。西方思想和宗教涌入中国，威胁到绅士阶层赖以生存的传统价值观念。“外夷”宗教思想的蔓延和宣传，首先对自认为是孔圣人门徒的绅士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难以忍受的事。随之而来的结果，正如一位现代西方学者所指出：
1703100021
1703100022
对中国人来说，一旦情况变得非常清楚，东西方之间正在产生的冲突，不仅仅是物质利益的，实际上还有文化类型的，统治阶级就开始认识到这些西方新思想、新观念会极大地有害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文化统治阶层的财产，绅士和儒者就不可避免地要反对外国人。[259]
1703100023
1703100024
传教士自然成为中国排外情绪的目标。中国作者——其中一些有不错的学识名望——“捏造”并散布传教士丑恶荒诞的故事。[260]他们劝说或胁迫各地居民不要出租房屋或卖地给传教士用作传教。[261]当较为温和的排外行动阻挡不了“外魔”的入侵时，他们就会采取较为激烈的方法。正如19世纪西方一位作者正确观察指出，许多绅士“被指控（显然有充分根据）煽动居民起来反对外人，引发许多群众暴动，特别是以传教士为攻击目标的”；[262]而普通百姓对传教士一般没有敌意。[263]
1703100025
1703100026
鸦片烟的吸食日益广泛造成不幸的后果，对此要负责任的虽然不只是外国人，但却成为绅士“煽动”反外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外国人对鸦片烟流传要承担哪一部分的责任，事实是，“上层社会”中许多人都无条件地把“麻烦的真正原因”归结为“外国人贪得无厌”，因此以极其仇恨的眼光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无知群众”很容易被鼓动而上演反教动乱或类似的暴动。[264]
1703100027
1703100028
与此同时，依靠劳动或手艺艰难谋生的普通百姓，意识到外国商品和技术的输入有害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很容易产生排外情绪，并经常公开付诸行动。举例来说，1830年左右，西方棉纱的输入，就引发华南一些地方的排外活动。东印度公司一位官员对此汇报说：
1703100029
[
上一页 ]
[ :1.7030999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