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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 Tscheng Ki-t’ong （陈季同），“China：a Sketch of It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tate Economy，”Asiatic Quarterly Review，X （1890），259，就代表这种乐观的父系专制主义观点。他认为：“整个帝国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家庭，由统治者照顾人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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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Auber，China （1834），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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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omas T.Meadows，Rebellions （1856），pp.28-29，引用John S.Mills〔编者按：应为John S.Mill〕，Political Economy，指出：“只有当不安全达到极为严重的程度，致使人类无法以自己的一般能力适当自卫时，不安全才会起瘫痪作用。主要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对于国家的繁荣来说，政府的压迫要比自由制度下几乎任何程度的没有法律的混乱状态有害得多，因为政府的权力一般说来是任何个人所无力反抗的。一些国家尽管处于四分五裂的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却仍能积累一定数量的财富并取得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如果人民无限地遭受政府官吏的专横压榨，这样的国家则不可能继续保有工业和财富。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要不了几代人的功夫，工业和财富就会消失殆尽。”〔编者按：译文参考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册，胡企林、朱泱译，第五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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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rs.E.T.Williams，“Popular Religious Literatu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rth China Branch，N.S.，XXX （1899-1900），pp.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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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R.Huc，Chinese Empire （1855），I，p.364：“所有州县官员和其他政府官员，由于在一个职位上只能待几年，因而像外行一样度过他们的任期，根本不关心他们治理下的百姓死活，同百姓也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任职，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榨取更多的财富；不断重复此做法，一直到退职回乡；之后，就靠任职期间榨取来的财富度过余生。”William A.P.Martin，Cycle of Cathay （1896），p.334：“担任州县官员的，都是来自外乡的陌生人。清王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在离自己出生地200英里以内担任官职，也不得在任职行政区域内有任何婚姻关系。在这种当官完全靠君主决定的制度下，情况不可能会更好。他们没有地方性的归属感，没有家，只有出生地和坟墓。在巡回任职制度下，他们不能在一个职位上待太长时间，以免取得会给清王朝统治带来危险的影响力。……然而，由外乡人做百姓的父母官，是很不利于百姓的，由于任期短，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把握时机（进行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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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omas Meadows，Desultory Notes （1847），pp.155-157，叙述了19世纪中叶广东一位知县的任职情况。有名商人遭到强盗抢劫，向衙门求救，但是知县拒绝采取什么行动。作者这样解释州县官员的行为：“因为不论官员的职责是要防止犯罪，或是在犯案后逮捕罪犯，在这两种情况下，职责意味着：如果未能解决问题，就必须对有关官员进行惩罚。因此，官员为了防止自己的不负责问题大白于天下而受惩罚，任职伊始就不断玩弄手段，说没有什么犯罪。这样，犯罪案例虽然较少听到，但是仍然存在。由此而来的结果是，罪犯逍遥法外，未受任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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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是一个行之既久的做法；事实上，有时官员根本得不到正常的薪俸。参见赵翼的《陔余丛考》，6/29a-b。Meadows，Desultory Notes，p.100，列有清朝官员的薪俸表。地方志中也经常记载了一些有关地方官员和衙门走卒的报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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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国驻中国大使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6），II，p.6：“中国给予其雇佣官员——从最高级别到最低级别——的薪水少得可怜。所有官员的全部补助，都要想办法向百姓榨取，只要不是直接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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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Ch’ü T’ung-tsu （瞿同祖）即将出版的著作Local Administration，Servants and Secretaries（长随与幕友）一章，载Harvard University 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编者按：瞿书正式书名为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参见其中两章，分别是V.Personal Servants，以及VI.，Private Secret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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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丁日昌《抚吴公牍》，24/4b。根据西方一观察者的看法，一些“山西票号”也属高利贷者。参见China Review， VIII （1880），p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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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种做法古已有之。清王朝首次运用可能是在1677年（康熙十六年），为平定三藩之乱（1673—1682）而募集军费。19世纪后半期，捐纳泛滥开来，1903年正式停止。参见王先谦《东华录》相关年份。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 （1860）各处，描述了曾国藩1854年早期实行的“买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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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皇清奏议续编》，2/13a，收录了王苏的一道上奏〔编者按：《请整饬亲民之官疏》〕，其部分内容如下：“川楚例捐纳人员简发各省者，知县一项为多。此项捐纳之人未必皆身家殷实，大抵官亲幕友之属；并有一种家无儋石之人，各处借贷，报捐知县，其人类皆伶俐佻巧，貌似有才，按其居心，实与商贾无异。一经得缺，便当以数万赤子付之，岂能有益？”还请参见John F.Davis，China（1852），II，p.200：“在人们最终得知官职用一笔钱就可以得到之时，开始时并没有多少人去买。随着有官当就有条件发财之后，官职就成为一种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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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简要的描述，参见Meadows，Desultory Notes，No.9，pp.101-116，and No.10，pp.117-123；黄六鸿《福惠全书》，17/3b；冯桂芬的言论，载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22/5a；《广州府志》，129/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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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例见Huc，Chinese Empire，I，pp.366-377，和 Justus Doolittle，Social Life （1865），I，pp.3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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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另一谚语虽然稍微不同，但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编者按：“六扇”原作“四扇”，误，六扇门代指官府、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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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Richard R.Tawney，Land and Labour （1932），pp.172-173：“在中国，不只是政府，就连‘政府’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不受欢迎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很多。在过去10年中，除了税收和战争外，它几乎没有什么别的含义。”把“战争”两个字去掉，这条写于1930年代的句子，可以用来描述19世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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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11/62b-6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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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Huc，Chinese Empire，I，p.97描述了村民对政治的冷漠。1851年，道光帝驾崩之后不久，Huc从北京出发旅行。他试图在旅馆茶桌上了解乡民对皇位继承问题的看法：“一些人说道：‘听我说，朋友！为什么要因这些徒劳无益的猜想而烦恼操心呢？官员不得不关心国事，并因此得到报酬，那么，就让他们挣他们的钱，但不要用与我们无关之事来打扰我们。对我们来说，最好莫问国事，否则没有好结果。’另一些人叫道：‘如果我们免费去关心政治的事，我们就是大傻瓜。’他们随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茶已经凉了，烟斗也熄灭了。”对于19世纪不善表达的中国人来说，Huc所记录的对话或许过于雄辩了一点，但其所表达的情感毫无疑问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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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ohn Lossing Buck，Chinese Farm Economy （1932），p.407，根据1920年代在中国非常分散地区的考察，农家子弟入学率不超过30%。可以想象，19世纪的比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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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Fei Hsiao-t’ung，Peasant Life （1946），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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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rthur H.Smith，Village Life （1899），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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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鹿邑县志》，9/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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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Robert Coltman，The Chinese （1891），p.77.Arthur Smith，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894），pp.152-153以如下语言解释了贫穷对农民心态的影响：“像中华帝国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生活水平总是降到了最低点，是不折不扣的‘活命’。为了生存，必须要有谋生手段。每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尽其所能，为自己取得生存手段。这样，中国人就被说成是‘把贫穷变成了一种学问’（reduce poverty to a science）。极度贫穷和为生存而努力斗争……就会发展他们的勤劳。同样的条件也会发展他们的节俭……坚韧、忍耐的精神也能培养起来。”放弃教育，正好是大多数乡民实践自己“贫穷科学”（science of poverty）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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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Daniel H.Kulp，Country Life （1925），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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