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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随后的排外暴动，显示出大致相同的情况。1868年8月22日，一名传教士企图在江苏扬州修建教堂时，一场排外运动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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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是大运河上一座拥有36万居民的城市。传教士在问过大约30家不同的房子后，终于设法租到一家。但是，来自镇江充满仇恨的宣传，激励了扬州的文人，他们竭力阻止传教士进驻这个地方。他们最初是散发诽谤性质的传单点燃普通民众的反外情绪；在这行动无效之后，就采取大规模的宣传，直到整个城市都警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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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一群暴徒情绪激昂地攻打这座教堂。教堂不断派人到官府求救，在明显得不到帮助之后，戴德生先生（Mr.Taylor，具体负责的传教士）及其同伴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衙门去。他们在衙门里足足等了三刻钟；在此期间，他们不断听到远处暴徒的叫喊声，财物被摧毁声，而无法确保留在屋子里的女人的生命安全。最后，知府终于出来了，他询问的问题非常无礼，是想当然的一些中国孩童被绑架的事情。……在经过两个小时痛苦的焦虑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回去了，教堂已完全成为废墟，留下来的传教士仅以身免，躲了起来。[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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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著名的传教士在1890年代晚期的记载，概括了1870年后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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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的情绪很容易被谣言煽动起来。当他们被激怒到沸点时，官员们总是袖手旁观，听任局势发展。自那时（即1870年6月，天津一所天主教教堂被摧毁）以来，总共发生了20多次的排外暴动（并不完全是针对教会的），其声势之浩大，在大洋彼岸都可以看到。到今年〔译者按：即1895年〕达到了顶点：四川爆发成都教案，许多传教士被驱逐出成都；福建福州附近爆发古田〔译者按：原文ku-ch’eng〕教案，一些传教士被杀。其中大多数符合一个相同的程式：开始以小册子和揭贴作为煽动的工具，接着是官员装聋作哑（他们总是在求助时姗姗来迟），最终是询问要砍掉多少头、赔偿多少钱才能满足各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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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徒的煽动者，通常是官员或知识阶层。他们指控外国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以此强化普通民众对外国思想观念涌入的仇恨。在这些指控中，最具煽动性的（虽然不是最使人讨厌的）是绑架孩童，用他们的眼睛、血和肉来制药。[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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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宣传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另一名传教士的记述中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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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条约》（1860年）签订之后的十年，对西方列强势力的敬畏心理取代了以前广州人对所有外国人的轻蔑心理。但是在1871年7月，整个广州地区到处传布着一些揭贴，指控外国人散布一种声称对疾病有神奇疗效的药粉，不过是慢性毒药。在这些煽动性传单出现的次日，整个广州城到处都是情绪激昂、愤怒的民众；其凶猛程度是外国人从未看到过的。四分之三的居民相信这一谣言，全城都陷入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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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的总督处死了一些带头的人而结束了这场骚乱，但是它迅速传到了厦门，甚至福州，几乎终结了传教的工作。[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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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这些反外抗争和其他暴动，包括1900年的大动乱在内，在实质上并没有影响到传教活动。相反，它们进一步使清王朝的颜面丢尽，进一步降低了清王朝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望。排外暴动，就像其他类型的地方动乱一样，削弱了清王朝对中国乡村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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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难以否认这些剧烈的排外抗争的重要性，它们事实上构成了遍及全帝国的排外运动的真实形态：由许多文人鼓动起来，得到一些官员的鼓励或容忍，和深受外国人压迫（真实或想象）的普通百姓的支持。[302]不过，一些学者认为19世纪爆发的反外运动特别是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独立的战争”，[303]如果这句话是要暗示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而齐心协力参加排外运动的话，则是不正确的。这样解释这段历史发展，未能给予绅士的角色应有的强调，因此也不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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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方列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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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在19世纪发动的对中国的战争，带来的灾难性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战争除了给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枷锁之外，还在两大重要方面对人民（首先是沿海地区的人民，接着是内陆地区的人民）产生了不利影响。一方面，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连续不断遭到失败，以及接连而来的丢尽颜面不可避免地损伤其迄今为止一直享有的威望；另一方面，为了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华南一些地区的地方自卫组织，为“奸民”公开向清王朝权威挑战增加了胆量。对西方列强入侵造成的总影响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见于一位著名英国官员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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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现在（即19世纪中叶）折磨中国的内在问题给它带来的最后结果如何，这些问题显然都是这个国家骄傲自大的政府，在与大不列颠的战争中蒙受到耻辱与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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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化在清帝国许多地方都感觉到了。人民开始拒绝缴纳政府先前的苛捐杂税，各地的反抗风起云涌，成群结队的盗匪——经常是混乱制造的根源——现在开始公开蔑视清政府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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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英国发生战争之前，清帝国利用长时期建立的统治，不准普通百姓拥有火器。……但是在战争期间，武器控制松懈了，落到各种各样人物手中。其中许多人物在战争结束之后，继续占有武器，并很快就准备利用这些武器来与清王朝为难。[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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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英国官员认为华南地区所盛行的掠夺、土匪、秘密社会和暴动的原因，在于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他接着进一步把太平天国爆发的部分原因追溯到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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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清国各地现在爆发的反抗，正是同我们的战争所带来的结果。一名官员在其报告中直接强调指出：“两广（即广东和广西）的强盗和犯罪团体人数非常多。他们毫无困难地啸聚山林，制造混乱；这些强盗、罪犯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在与英夷的战争中发现官军的无能。以前，他们畏惧官军如虎；现在，视官军如羊。在同英夷的问题解决之后，无数非正规的军队被遣散。他们中大多数都变成了盗匪，很少有人回到以前的工作。”[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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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把太平天国爆发的原因归结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这过于简单化了。除了鸦片战争及其结果所带来的环境之外，太平天国之乱还有更多的根源。不过，我们不可否认军事失败直接而有力地造成了清政府统治的衰弱，同时降低了官僚阶层的士气，鼓舞了不服从的臣民起来向当局挑战。下列一段西方传教士提供的对话，虽然并不是逐字逐句记录的，但是可以反映清王朝统治衰落期间中国社会流行的心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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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名清朝军官向我们叙述著名的“关帝”（战神）那无比威勇的故事时，我们不禁想询问“关帝”是否在清帝国同英国的最后一次战争中现身。……这名军官说道：“我们不要再提那次战争，关帝当然没有现身；这是一个凶兆。”他降低声音补充说：“他们说上天要抛弃这个朝廷了，它不久就会被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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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的中国普遍流传着清王朝就要被推翻，另一个王朝不久就要代之而起的说法；我们在旅行途中，好几次都听到了。毫不奇怪，这种流传多年的模糊预兆，有力地推动了1851年太平天国的爆发，并从那时起完成了如此巨大的进展。[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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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失败主义的情绪在官吏阶层的传布或许并不广。但是在1859年到1860年间，清王朝同时面临着内外危机——一方面要镇压内部的叛变，另一方面要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在这种极端艰难的背景下，要维护清政权的统治，即使是当时最有能力的政治家也难以制定出适宜的解决方案。曾国藩就在给胡林翼的一封信中，带着明显的困惑讨论他所面临的选择，究竟是继续留下来同太平军作战呢，还是率军北上保护京师，对抗英法侵略者？[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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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当时一名宗教信仰同上述所引西方官员和传教士截然不同的西方学者也发现，鸦片战争给中国所造成的后果和太平天国叛乱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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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那连绵不断的叛乱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叛乱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在不列颠的枪炮下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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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从上述的探讨中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西方人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使19世纪的中国社会更加动荡，并最终导致清王朝崩溃。虽然在导致清王朝崩溃这一问题上，外来压力和内部腐败各占多少比重，实在难以弄清楚，但可以说，前者强化了后者，并加速了整个毁灭过程。[309]通过对中国输入宗教、教育和政府等新观念，传播制造和军事方面的新技术，以及用外交或优势的武力说服中国，使其传统体制已不足以应付局势，西方列强无意中帮助中国终结了原本好像永无止境的王朝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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