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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854年（咸丰四年闰七月）咸丰帝谕内阁：“上年冬，业田之家，佃户抗不交租，地方官概不追比，以致业户完粮，无从设措。……乡民纠众抗粮，法所难宥，该地方官自应痛加惩办。……至于佃欠业租，既经该业户控告，亦应照例惩办，以儆刁风。”《大清历朝实录·文宗朝》，140/1b-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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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1/19a-b和12/47a-58a。在另一道上奏中（见同书12/59a），该巡抚指出，自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以来，“土棍”徐二蛮不断煽动佃农反抗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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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王先谦《东华录》，1859年（咸丰九年二月），55/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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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巳集〔编者按：应为己集〕，6a，1859年（咸丰九年元月二十六日）。前文中提到的江苏昭文1846所发生的争斗，在当地官府介入干涉之后，同样达到了暴乱的程度。参见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1/1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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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李星沅《李文恭公奏议》，12/47a-58a。其他时期也存在类似的争斗，明代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例。有关邓茂七的故事，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36/14b；也可参看丁瑄的传记，载《明史》，卷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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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平桂纪略》，1/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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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恩平县志》，14/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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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史列传·陆费瑔传》，43/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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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续修庐州府志》，34/31b-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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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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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见曾任山东巡抚的程含章所写《论息斗书》，《牧令书辑要》，9/13a-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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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壬午年（1882），21/12b-13a，补充了一个支持这个结论的事例。他引述后来在义和团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满族官员刚毅的说法，广东某些地方（惠、潮等处）因为官员“积案不问”以致械斗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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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绵竹乡土志》，“历史乙”，7b-8b。原文说“于今一百五十余年来”，显然有误，因为该乡土志刊于1908年。问题得到解决的时间，最早可能是1795年。150年后就已经是194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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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暴动”（Riot）一词的解释，含义有：（2）“骚乱的行为、骚乱、骚动、混乱”；（6）“不轨分子造成猛烈的骚乱事例”。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中所用“暴动”一词，是指上文解释的特别类型的“猛烈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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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这里所理解的“造反”（Rebellion）一词，实质上同Webster的解释一样，即是指：“公开否认自己原本服从的政府的权威，以发动战争或帮助他人发动战争，反抗政府官员和法律；组织人民叛乱，以推翻其合法统治者或政府。”本书没有采用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的解释：“造反，是一种反叛行为，其目的多少有助于推行地方自治或独立，但不是要推翻中央政府。”此处还应该注意的事实是，暴动的发生并不限于乡村。本章所引的一些事例，就发生于城镇或城市。为方便起见，这些也被纳入讨论之中；至于事例发生的地点，只要能够确定，笔者都会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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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hester 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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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eadows，Desultory Notes （1847），p.10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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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William Martin，A Cycle of Cathay （1896），p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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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141：“对于内地居民来说，代表政府、法律和权威的，不是远在北京的皇帝，而是当地省区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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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rchibald R.Colquhoun，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pp.287-289。根据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1951），p.118，战后中欧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基本相同：“农民虽然被煽动起来了，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能够做些什么呢？政治革命并不是自然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农民造反之时，反对的是滥用特权；他们虽然反抗直接折磨他们的压迫者、地主和地方官员，但同时期望国王和议会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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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6），II，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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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举例来说，《花县志》在7/6a-b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江苏人狄尚年到1805年担任花县知县。他任期届满之时，居民要求他继续留任。居民们还作了一首诗颂扬他的功绩：“好官好官不要钱，花城来一狄青天。狄青天，去后令人思缠绵。”人们在颂扬他们所认为的具有才能、正直和廉洁的州县官员时，常用“青天”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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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花县志》，9/7b，记载了另一个事例：19世纪早期广东人宋廷桢担任四川内江知县，任满准备离任之时，居民们拦路恳求他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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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举例来说，《南海县志》，14/8a记载了一个事例，广东人朱次琦在19世纪中叶担任山西襄陵知县时，以正直和慈爱而著称。在他准备离任之际，居民们要求清政府准许他继续留任，但未被批准。州县官员在正常任期任满之后，几乎没有被准许继续留任的。然而，在地方居民的请求下，其他官员可以继续留任；这类事例可以见之于《番禺县续志》，21/17b-18a：1873年受命担任河南分守河务兵备道的一名官员，因为维修沟渠十分成功，其任期满后，在当地居民的请求下，巡抚准许他继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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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Holcombe，Real Chinaman，pp.230-233，描述了“伞和靴子仪式”。Huc，Chinese Empire，II，pp.73-74，描述了一名离任军得到“靴子仪式”的荣耀。Doolittle，Social Life （1865），II，p.328，描述了“万民伞”的情况。“靴子仪式”来自一个著名传说；该传说记载于《汉书》卷112上〔译者按：应为《后汉书》卷82〕。拥有神术的杰出官员王乔每月初一和十五从所任地进宫拜见皇上。由于从未看到王乔坐车或骑马，人们非常奇怪而特别注意他。每当王乔要到达时，人们就看见从他任所方向飞来一对野鸭。占星术师用猎网抓住野鸭。野鸭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双靴子；而这双靴子正是四年前皇上赏赐给王乔的靴子！后来在文学上出现了一种公认的用法，用“双凫”或“凫舄”来赞美州县官员。这样说来，得到“靴子仪式”荣耀的普通官员，就被比喻为王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