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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清史列传·陆费瑔传》，43/3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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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续修庐州府志》，34/31b-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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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10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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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参见曾任山东巡抚的程含章所写《论息斗书》，《牧令书辑要》，9/13a-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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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壬午年（1882），21/12b-13a，补充了一个支持这个结论的事例。他引述后来在义和团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满族官员刚毅的说法，广东某些地方（惠、潮等处）因为官员“积案不问”以致械斗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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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绵竹乡土志》，“历史乙”，7b-8b。原文说“于今一百五十余年来”，显然有误，因为该乡土志刊于1908年。问题得到解决的时间，最早可能是1795年。150年后就已经是1945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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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对“暴动”（Riot）一词的解释，含义有：（2）“骚乱的行为、骚乱、骚动、混乱”；（6）“不轨分子造成猛烈的骚乱事例”。为了方便起见，本书中所用“暴动”一词，是指上文解释的特别类型的“猛烈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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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这里所理解的“造反”（Rebellion）一词，实质上同Webster的解释一样，即是指：“公开否认自己原本服从的政府的权威，以发动战争或帮助他人发动战争，反抗政府官员和法律；组织人民叛乱，以推翻其合法统治者或政府。”本书没有采用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中的解释：“造反，是一种反叛行为，其目的多少有助于推行地方自治或独立，但不是要推翻中央政府。”此处还应该注意的事实是，暴动的发生并不限于乡村。本章所引的一些事例，就发生于城镇或城市。为方便起见，这些也被纳入讨论之中；至于事例发生的地点，只要能够确定，笔者都会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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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hester 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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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eadows，Desultory Notes （1847），p.10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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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William Martin，A Cycle of Cathay （1896），p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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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rancis H.Nichols，Through Hidden Shensi （1902），p.141：“对于内地居民来说，代表政府、法律和权威的，不是远在北京的皇帝，而是当地省区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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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Archibald R.Colquhoun，China in Transformation（1900），pp.287-289。根据David Mitrany，Marx Against the Peasant （1951），p.118，战后中欧农民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基本相同：“农民虽然被煽动起来了，但是，他们作为一个阶层能够做些什么呢？政治革命并不是自然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农民造反之时，反对的是滥用特权；他们虽然反抗直接折磨他们的压迫者、地主和地方官员，但同时期望国王和议会能够满足他们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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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Charles Denby，China and Her People （1906），II，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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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举例来说，《花县志》在7/6a-b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江苏人狄尚年到1805年担任花县知县。他任期届满之时，居民要求他继续留任。居民们还作了一首诗颂扬他的功绩：“好官好官不要钱，花城来一狄青天。狄青天，去后令人思缠绵。”人们在颂扬他们所认为的具有才能、正直和廉洁的州县官员时，常用“青天”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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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花县志》，9/7b，记载了另一个事例：19世纪早期广东人宋廷桢担任四川内江知县，任满准备离任之时，居民们拦路恳求他留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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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举例来说，《南海县志》，14/8a记载了一个事例，广东人朱次琦在19世纪中叶担任山西襄陵知县时，以正直和慈爱而著称。在他准备离任之际，居民们要求清政府准许他继续留任，但未被批准。州县官员在正常任期任满之后，几乎没有被准许继续留任的。然而，在地方居民的请求下，其他官员可以继续留任；这类事例可以见之于《番禺县续志》，21/17b-18a：1873年受命担任河南分守河务兵备道的一名官员，因为维修沟渠十分成功，其任期满后，在当地居民的请求下，巡抚准许他继续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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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Holcombe，Real Chinaman，pp.230-233，描述了“伞和靴子仪式”。Huc，Chinese Empire，II，pp.73-74，描述了一名离任军得到“靴子仪式”的荣耀。Doolittle，Social Life （1865），II，p.328，描述了“万民伞”的情况。“靴子仪式”来自一个著名传说；该传说记载于《汉书》卷112上〔译者按：应为《后汉书》卷82〕。拥有神术的杰出官员王乔每月初一和十五从所任地进宫拜见皇上。由于从未看到王乔坐车或骑马，人们非常奇怪而特别注意他。每当王乔要到达时，人们就看见从他任所方向飞来一对野鸭。占星术师用猎网抓住野鸭。野鸭奇迹般地变成了一双靴子；而这双靴子正是四年前皇上赏赐给王乔的靴子！后来在文学上出现了一种公认的用法，用“双凫”或“凫舄”来赞美州县官员。这样说来，得到“靴子仪式”荣耀的普通官员，就被比喻为王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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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举例来说，《佛山忠义乡志》，12/11a提到1855年一所供奉一位名叫谢效庄的人的“生祠”（这种祠堂是修建来纪念仍然活在世上的人）。《番禺县续志》，20/10提供了这么一份资料：1863年任浙江湖州府知府的杨荣绪，被称为好官。“病卒……士民悲泣，湖滨农民入城哭奠，船户舆夫皆哭。……光绪二年奉旨入祀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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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下列一些事例非常适切，《淮安府志》27/82a中记载说，19世纪早期，盐城知县修建一所学堂，修理城墙；同书27/84a中记载说，19世纪前半叶期间任职的阜宁知县，设法避免给居民增加额外负担，禁止衙门走卒向居民榨取钱财；《广州府志》129/12a中记载说，山西定襄知县冒着丢掉乌纱帽的危险，赈济饥饿的灾民；《确山县志》7/19a中记载说，确山知县（安徽人）1856年完成了城防工程修建，正好用于抵挡“土匪”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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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花县志》，卷九，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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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江津县志》，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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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滁州志》（1897），熊祖诒为1672年旧志所写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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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滕县志》（1846），6/36a-b。同书14/11b中记载了这首用当地方言所写的愤怒打油诗：“尖尖头，细细尾，嘴儿藏在盖儿里，连头带尾没寸长，吃尽滕阳多少米？”显然，这位当地的打油诗人从汉字“倉”（Herbert A.Giles，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No.440）的结构得到启发，把令人讨厌的官吏比喻成硕鼠。《滕县志》12/14b中记载了一首佚名文人所写关于“生祠”的短诗。结尾的几句是：“何故焚香祀猛虎？生祠几处在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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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皇清奏议续编》，2/12b。〔编者按：王苏《请整饬亲民之官疏》。〕态度也毫无关系。还应该指出的是，即使真的由普通镇民或乡民进行评判时，官员被认为是良好的行为通常也并没有多好。根据19世纪一位西方作者的观察，“好官”和坏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腐败的程度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