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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淮安府志》，29/6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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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史记》，89/1a-2b。余英时在《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二期第209—280页上发表《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详细论述说，没有“士族大姓”的参加或指导，王权就不能长时期地维持；聚集在逐鹿者周围的“饥民集团”，只不过是帮助推翻旧王朝。参见笔者对余氏的评论，见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p.61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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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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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旧唐书》，卷二百下，4b-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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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赵翼《廿二史札记》，36/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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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明史》，309/6b。还请参见同书309/2a-b和10a；赵翼《廿二史札记》，20/26a。根据赵翼所说：“牛金星乃举人不第者，每肆毒于进士官，而戒军中勿害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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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James B.Parsons，“The 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Chang Hsien-chung in Szechwan，1644-164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 （1957），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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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明史》，309/17b-18a。Parsons，“Culmination of a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XVI，p.399，就张献忠和绅士的关系评价说：“张没有针对绅士做出详细的计划而有效执行的诉求。他选任的主要军师（汪兆麟）是一个反对传统绅士观念的人物。这样，张献忠在极端愤怒之中，采取极端恐怖的措施对待所有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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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The Chinese Repository，XIX （1850），p.568，记载了广东韶州叛乱队伍发布的文告，不可能出自农民之手。文告说道：现在的朝廷只是异族满人的朝廷。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是利用武力统治了中国，征收税赋。从而明白昭示，任何人只要武力强大都可以从中国夺走财富。……满人夺走了我们中国本部十八省的财富，任命官吏压迫我们。而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就必须向他们纳贡称臣呢？然而，如果认为所有明显同情“匪”的绅士和知识分子都一定会积极参加“匪”的事业，那也是错误的。其中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参加，只不过是为了保证自己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随着环境的发展变化，在此时会支持造反，在彼时就会支持官军镇压。曾国藩就观察到了这种行为。他在写给骆中丞（秉章）的一封信中说道：“常宁会匪不下四五千人，此次杀戮仅二百余人，其余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如洋泉、杉木等处绅庶，见贼胜则戈矛以助贼势，见官兵胜则箪壶以犒王师。”参见《曾文正公书札》，4/12a。这种绅士明显不会对叛军提供什么有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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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Martin，A Cycle of Cathay（1896），p.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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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冯桂芬《显志堂集》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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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Von Richthofen，Letters，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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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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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Joseph Edkins；“Narrative of a Visit to Nanking，”引见 Mrs.Jane R.Edkins，Chinese Scenes，pp.304-305。简又文《太平天国乡治考》，载《东方文化》（1954）卷一，第249—312页。一方面认为在太平天国起义区域，实际情况“当然比清朝的要好”；但另一方面又作出结论认为，“太平天国的十年灾难，最终没有为百姓带来什么改善”（参见上引书的英文提要，同书第311—312页），其部分原因在于太平天国许多机构非常腐败，或者用另一种话来说，就是不具备当官的条件。Meadows，Rebellions，chapters 12-17，根据有关1854年以前情况的资料，描绘了一幅太平天国统治的盛世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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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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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Arthur E.Moule，Half a Century in China （1911），pp.34 and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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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dkins，Chinese Scenes，pp.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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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引见Teng Ssu-yü，New Light，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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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比如，曾国藩承诺凡是离开太平军兵营的人，其所有的“罪”——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当时的——都可以一笔勾销。载《清朝续文献通考》，199/9482。Robert Lee，“The Pao-chia System，” Papers on China，III，p.209，论述“保甲制度”时说：“由于农民领导的本质或缺陷，使得每一次农民叛乱在成功的同时即是背叛的开始。在土地问题极端严重时崛起并取得权力的领袖们，不可避免地按照被推翻王朝原有的政府组织原则和结构，重建帝国。农民领导这种显而易见的缺陷，原因大概来自于具有支配地位的士大夫。由于他们独断了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力，因而农民大众不得不依靠他们在知识、社会和政治上的指导。”这一论述虽然建立在无可争辩的事实基础之上，但是陈述得并不十分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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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Morse，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1913），Appendix D，pp.43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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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952），and Vincent Y.C.Shih （施友忠），“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T’ien-kuco” （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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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 （1901），chapters 1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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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George Danton，Cultural Conta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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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夏燮《中西纪事》，卷二《猾夏之渐》，引自魏源《海国图志·天主教》。Edward H.Parker摘译《中西纪事》，书名为China’s Intercourse with Europe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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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Danton，Cultural Contacts，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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