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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5 [212] Eugene P.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Far Eastern Quarterly，X （1951），p.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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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7 [213] 《潼川府志》，17/4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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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79 [214] Arthur W.Hummel （ed.），Eminent Chinese，II，p.958，概括了这一事件〔编者注：见“岳钟琪”（Yeh Chung-ch’i）条，房兆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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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1 [215] Huc，Chinese Empire，I，xiii-xiv.还请参见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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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3 [216] 《灵山县志》，8/11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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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5 [217] 这些识字的领袖在“邪教”叛乱中角色鲜明。比如，根据《宋史》468/6b中的记载，叛乱领导人方腊“托左道以惑众”。还请参见《夔州府志》在21/5a-18a中关于刘之协的记载；尹嘉宾《征剿纪略》4/23b-24a中关于1884年被处死的白莲教领袖高钦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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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7 [218] 前文已经指出，由于中国广大乡村存在着“游匪”，经常给造反增加了无穷的力量。西方传教士William C.Milne，Life in China （1859），p.431，以如下言语解释了太平天国迅速发展的情况：“那些侵扰乡民和城郊居民的散漫、懒惰流浪汉，在这场叛变中找到了适当的机会，因而成群结队地加入（太平天国运动）。”秘密社会自然也为造反行动做出了贡献。Cooke，China（1858），pp.433-445，在附录中引用了翰林院编修、曾任福建布政使的曾望颜对“造反之根源”所作的一些评论。〔编者按：文章题名为“Tsang Wang-Yen On The Origin Of The Rebellion”，文中说，这份材料是他的朋友威妥玛从广东一位皇商的店里费力取得的。〕这些评论虽然过于简单化，但仍然很能说明问题：“为什么广东全省各地一直都有土匪存在，而且现在比以前什么时候都要严重？其原因非常简单，亦就是多年来一直未对非法的秘密社会成员采取任何行动，真正的犯罪分子总是逍遥法外，事实真相完全被隐藏或掩盖了。……在道光元年（1821年）之前，三合会作为一个匪派就已经存在。……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御史冯赞勋（Fung Tsahhiun）上奏报告他已经得知在5省均发现三合会印章、旗帜和图册。……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八月，一千左右的三合会和睡龙会成员在广东顺德容奇村发生武装冲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元月，冲突再次爆发，两会成员、几个村子的居民，人数共达几千，在桂洲村进行了第二次战斗。……知县……恢复了秩序，急忙跑到省城，向督抚等大臣汇报。他们指示他不要任由事情到处传扬。……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官员渎职，才致使冲突双方根本不在乎法律。……这样，危害像莠草一般很快传遍了全省，并从广东传到广西，到现在又已经传到了江南和湖南。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秋，其他省区三合会、睡龙会某些会员来到香山的江口（Kiang-kau）、龙塔（Lung-ta）……等村，引诱村民入会。……官方的兵丁和衙差都入会了；虽然并不知什么好坏的穷人，是因为想得到一点钱（每人得10文铜钱）而被引诱入会的，但也有一些拥有土地的农民和受人尊敬的商人，因为要保护自己不受侵害而不得不入会。……衙门不敢提到‘会’字，其结果是，不但全省大小县份各种党派林立，会员不计其数，就是紧靠省城的白云山也经常举行会员入会仪式。在这一期间，不仅是商人——无论他们走陆路还是走水路——被杀，被抢劫，而且连有城墙保卫的城镇和乡村，也成为帮会任意出入之场所，当铺和其他店铺、私人住宅，也被洗劫一空，其主人被绑架敲诈。……受害者向官府申诉时，官府并不是立即采取措施，直接追捕犯罪分子，而是让受害者描述他们被抢劫的每一个细节。……即使知道这些无法无天的犯罪分子在某个地方，兵丁和差役也从不去抓捕，而是要该地士绅去把他们打发走。在手中既无兵丁又无差役的士绅无力完成任务，而真正的犯罪者又消失在远方后，州县官员又突然负起责来，把（绅士宗族的）神主牌带到衙门监禁用铁链绑上……道光二十七年和二十八年（1847年和1848年），成千上万的非法帮会会员带着棚帐、武器，占领任何他们想占领的地方……横行于翁源、乳源、英德和清远等地。……今年春（1854年？），他们开始危害儋州（chan-chau）。……五月，东莞城被占，但随即收复。……七月，肇庆府各州县城和顺德、佛山、增城、从化、花县及英德等地全部被占。……现在，来自其他省区的歹徒不过一百或几百人，但来自广东本省的帮会会员头戴红巾、手持红旗……成帮结队，其力量可以占据各地。如果不是几十年前帮会就发展会员，怎么可能发生一个地方的叛乱可以得到那么多地方回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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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89 [219] Richard Wilhelm，Chinese Economic Psychology，pp.22-23.Fei Hsiao-t’ung，Peasantry and Gentry，pp.10-11：“十分自然，农民的共同趋势并不是沿着社会阶梯向上爬升，而是日益下降到社会最底层。一旦灾难降临，小地主被迫卖掉自己的土地后，就变成佃农。他还会进一步从佃农下降为无地的佣农。最终，他会悲惨地死去，或者从村子中消失。这种流浪者是绝望的，他们除了悲惨的生命外，一无所有。他们离开曾经生活过的村子后，变成土匪或强盗，或者参加军队，或者作为大绅士的奴仆寄人篱下。……他们属于生活绝望的阶层，因而在本质上是革命的。统治阶级强大时，他们深受压榨和剥削。……但是，如果统治阶级日益腐朽，统治日益衰落，他们就是志在夺权的叛乱集团。中国历史上几个事例都表明，新王朝就是由这些绝望的流浪者开创的。”从我们讨论的角度来看，这段文字的结论很难说是正确的。认为中华帝国历史上的农民“本质上是革命的”，是过于乐观的；由处于绝望境地的农民发动“志在夺权的叛乱”，从而建立好几个新王朝，在史实上是站不住的。汪士铎在其《汪悔翁乙丙日记》2/18b中相信：“四民之中，最易作乱者农。”这个观点可以这样理解，由于是人口中数量最多和最强壮的部分，同时处在比其他阶层较差的经济环境中，中国农民最可能做出粗暴的行为。但从汪氏粗略的观察而推论出农民因此“本质上是革命的”，则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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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1 [220] 其事例可以参见Davis，China（1852），II，196；尹嘉宾《征剿纪略》（1900），2/5b；《股匪总录》，2/1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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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3 [221] 洪亮吉（1746—1809）1798年写给成王的一封信。参见稻叶岩吉《清朝全史》（中译本）第三册，第28—29页中所引。〔编者按：参见本章注196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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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5 [222] 《江西通志》，卷首之三，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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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7 [223] 《江西通志》，3/2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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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599 [224]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2/3a。〔编者按：《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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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01 [225] 李棠阶《李文清公日记》，第十三册，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二十日和七月一日。〔编者按：见“二十至廿四等日”条及“七月二十九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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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03 [226] Meadows，Rebellions，p.291。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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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05 [227] 19世纪中国的情况与同一时期日本的情况进行对比，可能是很有益的。参见Hugh Borton，“Peasant Uprisings in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2nd series，XVI，pp.1-219.Asakawa（朝河贯一），“Notes on Village Government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XXX，pp.259-300，and XXXI，pp.151-216.Borton关于日本叛乱论述的结论，有助于我们了解同一时期中国农民在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大多数农民叛乱是互相孤立的，很少想要推翻政治制度本身，主要目标在于纠正当时封建专制社会中天生的一些微小的不公正。当然，整个农民运动有助于推翻封建专制结构，但是说普通农民清楚地认识到，或渴望参加社会革命运动，则是太夸张了。”（第20页）朝河贯一对日本农民大众造反能力的评价，同样说明了问题：“正如封建主对上层阶级的政策是以牺牲他们的真正力量及他们对他的忠诚来制衡他们一样，他对农民的控制，压制了他们的进取心，限制了他们的财富，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如果他们没有在一般社会造反中奋起，是由于他们不但完全被剥夺了反抗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反抗力量。在19世纪中叶全国性危机终于来临之时，封建上层阶级不但不努力保护日益衰落的德川家康家族的权力，反而鼓动人们去消灭它，农民也一样显得异常冷漠。倒幕运动是由失意武士发动起来并完成的，乡民萎靡、意志消沉，没有为自己的解放事业而奋起。”（XXX，p.290）中国和日本之间历史环境的区别非常明显。虽然不能过分地强调这两个国家的农民在社会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但是，日本农民的行为告诫我们不要过于乐观地认为中国农民具有“革命”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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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07 [228] Meadows，Rebellions，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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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09 [229] 刘基（1311—1375）《诚意伯文集·郁离子·瞽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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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11 [230] Frank Brinkley，China （1902），II，p.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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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13 [231] Meadows，Rebellions，pp.27-28。斜体字为原作者所标〔编者按：译本改为着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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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15 [232]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下，64b，癸亥年（1863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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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17 [233]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各页。

1703100618

1703100619 [234] Frank Brinkley，China，XII，p.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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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21 [235] Meadows，Desultory Notes，p.191.有关造反因不正确领导而失败的事例很多。Hosea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440-441，引自The 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11月，1833年3—5月的记载，说明这种情况：“我们主要的兴趣在于最扰乱的各省的叛乱活动，广西全省各地，尤其是在粤、桂、湘三省交界处的山区。在这里，1832年2月5日，赵金龙身穿绣有‘金龙王’三字的黄袍团补服，发动了一场叛乱。起初，叛军攻占了四座有城墙的城市和许多村子，湖南提台〔提督〕战死。6月，据报一支人数达30，000人的叛军打败了由湖广总督〔编者按：即卢坤，原文为Caton viceroy〕统率的官军，官军损失2000人；同月，位于广州南面香山的武装叛军，发动了许多劫掠行动。7月，湖广总督又一次战败，只得从广州增派援军，这样官军人数达到15，000人。10月，据报叛军被扫平，但是到11月，又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1833年3月，叛乱被真正地镇压下去。据说，政府花了一大笔钱收买了叛军的领袖，同时凌迟〔砍头之前，先一片片割下身体非致命的部分〕处死了‘金龙王’的5名亲属。”〔编者按：《大清历朝实录·宣宗朝》卷二百五、二百六、二百十五、二百二十三诸卷亦载猺人之叛，叛乱领袖名为“赵金陇”，另外可以参阅魏源《圣武记》卷七《道光湘粤平猺记》，与外文所记，互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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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3100623 [236] 赵翼《廿二史札记》，36/23a和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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