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00700
1703100701
[275] James D.Ball，Things Chinese （1906），pp.611-612。鲍尔列举的地区如下：广东的广州和香港，浙江的宁波和温州，江苏的上海、丹阳、苏州、镇江和通州，安徽的芜湖、安庆和湖州，福建的福州，江西的九江，湖北的宜昌、沙市和汉口，直隶的天津，山东的兖州，四川的重庆、云阳和顺庆府，等等。下列城市为条约港：广州（1842年）、宁波（1842年）、福州（1842年）、上海（1843年）、天津（1860年）、九江（1861年）、汉口（1861年）、苏州（1869年）、芜湖（1877年）、温州（1877年）、宜昌（1877年）、重庆（1891年）、沙市（1896年）、安庆（1904年）。
1703100702
1703100703
[276] George B.Smyth，“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in Crisis in China （1900），pp.3-32.
1703100704
1703100705
[277] George B.Smyth，“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 in Crisis in China （1900），pp.15 and 28。其他西方学者的观点也与此相同。例如，Niles Register（Philadephia，February 23，1822）的编辑以如下的语言评论清帝国发布的一道禁止基督教传播的圣旨：“如果中国皇帝的行动符合欧洲国家已知的行为，承认基督教，那么他的确有权反对有害于其帝国的东西传入中国。”参见Danton，Cultural Contacts，p.11，note 16.Wilhelm，Soul of China，pp.226-228，在1920年代这样观察指出：“这很明显，如果一个眼界狭窄的人来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就对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挑战，指责它的丑恶，即使他胸怀世界上最美好的动机，仍不会得到上层开明人士的支持。结果，他们首先引入教会的人便是无家可归者。……此外教会……干涉其皈依者的司法审判。……（传教士）在身后洋枪洋炮的支持下，以外国人的身份，迫使当地法官违法乱纪，做出偏向教会的裁决。……这些方法既没有给中国人，也没有给教会带来和平……最后积重难返，中国人忍无可忍，只能造反。他们焚毁教堂，经常不断地杀死传教士。后来，外国力量只得出面干涉，派遣炮舰执行处罚，例如占领青岛（当时作者住在那里）就是一例——所有的事又重新开始。当然人们不仅对传教士恨之入骨，而且整个宗教体系都普遍遭到声讨、谴责。圣保罗也被袭击，被关起来，被石头砸，没有任何力量为他报仇。”
1703100706
1703100707
[278] 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源》（英文摘要），《史学杂志》，1953年第62编，第1期〔编者按：应为第10期〕。
1703100708
1703100709
[279] 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源》，第5页，引骆秉章的奏折，收录在《文献丛编》。美国传教士J.L.Shuck指出侵略者实际上犯下了种种暴行。参见Chinese Repository，X，pp.340-348。
1703100710
1703100711
[280] 夏燮《中西纪事》，6/9a。该作者还在同书6/14b中补充指出：“彼百姓安知大义，不过因其轮奸一老妇人起衅。”
1703100712
1703100713
[281] 有关该事件的简述，参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284 ff.，and The Chinese Repository，X，340-348 and 536-550。
1703100714
1703100715
[282] 江苏巡抚梁章钜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七月丙寅日的上奏。参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卷三十一。
1703100716
1703100717
[283] Ball，Things Chinese，p.610.Cf.Holcombe，Real Chinaman （1895），pp.228-230：“可以推断，这些人（文人）在任何团体中都是有影响的。……他们自己认为属于统治阶级，因而对那些任官之人所持的批评通常是温和的，但是，他们影响、控制和左右了公共舆论。他们是民众之间、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所有争执问题中无可取代的仲裁人。……他们固执且狂热。他们被指控煽动居民起来反对外国人，鼓励许多暴力行为，尤其是以传教士为攻击目标的；这些指控显然有充分根据。”
1703100718
1703100719
[284] 梁廷柟（1796—1861），《夷氛纪闻》（1937），第49—50页。
1703100720
1703100721
[285] Ouchterlony，Chinese War，pp.151-159.
1703100722
1703100723
[286]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pp.370-371.Ssu-yü Teng and John K.Fairbank，China’s Response，p.36，Document 4，“Cantonese Denunciation of the China，1841，”就是一个反英宣传的极佳事例。Julia Corner，China（1853），p.266，认为反外暴动是由“秘密社会及其鼓动家”煽动起来的。秘密社会成员虽然参加了这些反外暴动，但是，必须承认关键性的角色是由地方绅士充当的。
1703100724
1703100725
[287] 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の起源》，《史学杂志》1953年62编，第1—28页。
1703100726
1703100727
[288]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50—51页和第100页。
1703100728
1703100729
[289]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51页和第100页。
1703100730
1703100731
[290] 梁廷柟《夷氛纪闻》，第107—108页。
1703100732
1703100733
[291] 夏燮《中西纪事》，13/6a-7b。该作者在同书13/13b中转引《西人月报》继续说道：“广省城内外居民，恰与英人无大仇怨……惟城外九十六村之人大不相合。”在13/17a中补充说：“九十六村者，即三元里之一百三乡也。”
1703100734
1703100735
[292] 《筹办夷务始末》，66/40中收录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的一道上奏，称耆英否认地方绅士参加了反外暴动，应由“烂崽”（一些地方上称“光棍”为“烂崽”）负责。同书75/34中收录了道光二十六年的一份文件，称耆英否认社学也卷入到反外暴动中去。不过，这些否认原因很容易理解，但很难被当作是对事实的陈述。
1703100736
1703100737
[293] 在广州从事医疗工作的美国传教士Peter Parker汇报了广州发生的情况，分别载于Chinese Repository，V （1836）；VIII （1839）；and X （1841）.Danton，Cultural Contacts，pp.44-47.引用了这些报告。
1703100738
1703100739
[294]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II，p.371，转引自1842年12月的Chinese Repository。
1703100740
1703100741
[295]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75/13。
1703100742
1703100743
[296] 夏燮《中西纪事》，卷六，各页。
1703100744
1703100745
[297] 夏燮《粤氛纪事》，1/1a-b。
1703100746
1703100747
[298] 夏燮《中西纪事》，13/1a-2b。
1703100748
1703100749
[299] Arthur Smith，China in Convulsion，I，pp.65-66.
[
上一页 ]
[ :1.703100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