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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南昌县的情况与此类似。据说，该县5乡之名最初出现在1850年编纂的登记册上时，共辖68都和589图，不平均分配于各乡之下。[10]与前一个事例一样，该文献也没有提到“都”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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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福州府志》（1756）对“都”的情况作了一些说明。据修纂者说，福建长乐县乡村地区部分设置情况如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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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都”与“里”同时用于这个地区，这或许就像上面提到的南昌县或无锡县泰伯乡中的情况一样，意味着“都”在一些地方取代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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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乡—图—村”模式，见于广西省一些地区。根据《南宁府志》（1909）[12]，宣化县乡村地区划分为数个乡，每乡划分为1到8个图，每图又分为数目不同的村。广东和浙江两省也有这种情况，“都”看起来就完全等同于“乡”。根据《香山县志》（1873）[13]的记载，这个地区的部分编组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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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种奇特的变形见于福建省。在罗源县乡村地区，采行的是“路—里—铺”模式，而不是人们较为熟悉的“乡”“都”和“图”的结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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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路”和“铺”两词的含义及起源，修纂者并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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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另一种关于乡一级组织的变形情况，见之于福建晋江县。根据《泉州府志》（1870）的记载，[15]该县乡间地区在宋朝划分为5乡23里。元时重新加以编组，“变乡与里为四十三个都”；加上城厢的3个圩，总统135图。“图”与官方所规定的“里”一样，各辖10甲。明清延用不变。这种“都—图—甲”模式也见于同省的同安县和南安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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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广东南海县和花县的三级组织模式，与上述的不同。由于“都”为“堡”所取代，因而出现了如下的“堡—图—甲”模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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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面上与福建晋江县的“都—图—甲”组织模式相似。但是据《南海县志》（1910）的修纂者的说法，“或文言之曰里，俗称之为堡欤”。[18]该修纂者指出，在清初，“堡”的人数平均不到1，000人，因此，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组织单位。另一方面，晋江县的“都”则是一种“乡”和“里”都融入其中的组织单位；这个论点得到了《佛山忠义乡志》（1923）修纂者的支持。在讨论广东佛山县的组织体系时，该修纂者认为“堡”一词起源于明代，并认为“里长”就是当时堡的管理人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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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湖南省一些地方，“里”称为“区”。《慈利县志》（1896）在描述该县的里甲制度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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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析附郭及城中为坊厢，而画四境以二十五都。……初时县都袤阔，一都析二、三里，或五、六里，里又编十甲。……故今百姓纳粮，第以都相举，亦或标区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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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广西永淳县的组织模式比较独特，可以提出来作为三级模式名单的结尾。根据《南宁府志》（1908）的记载，该府乡间地区因征税而划分为若干“图”，各图划分为若干“冬”，冬之下为“村”。修纂者虽然没有解释“冬”这一陌生字眼的含义，[21]但另一部地方志[22]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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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初编户，皆谓之冬，催粮者曰冬头。……康熙二十年知县姚弼始……改冬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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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九江儒林乡志》，5/10a-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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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湖北通志》，33/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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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扬州府志》，16/22b-2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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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淮安府志》（1884），20/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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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续修庐州府志》（1885），13/46a-b。还请参见《重修蒙城县志书》（1915），2/7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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