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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隋书》，24/8a。公元585年（开皇五年），黎阳仓设置于卫州，常平仓设置于陕州，广通仓设置于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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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唐书》，5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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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宋史》，176/7b-17a；还请参见《元史》，96/12a。元朝时期的常平仓设置于1269年（至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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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史》，79/6a-7b。还请参见《康济录》，2/40b，引自《大明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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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俞森《常平仓考》，9/21a-27a。1368年明太祖即位之初，设置了4个粮仓。1440年（正统五年），明政府开始推行鼓励地方居民捐献粮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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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隋书》，24/8a。还请参见《康济录》，2/17a；俞森，《常平仓考》，9/1a-21a；《文献通考》，21/204。Lu Lien-tching，Les greniers publics，p.151指出，隋朝义仓起源于隋文帝开皇三年，稍有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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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唐书》，51/2b；《康济录》，2/17b；俞森《常平仓考》，1/3b；《文献通考》，21/204。根据《旧唐书》2/8b的记载，唐太宗是公元628年（贞观二年）推行这项粮仓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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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史》，176/8a；《康济录》，2/18a；俞森《常平仓考》，1/5a-b。看来，俞森所引用的陈龙正关于“隋社仓、唐宋义仓，一事而异名者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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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康济录》，2/18b-19a。有关11世纪以后的义仓制度，参见《宋史》，176/14b-17a和178/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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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康济录》，2/19b；俞森《常平仓考》，卷十上，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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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宋史》，178/13b-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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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元史》，96/12a。元朝粮仓制度是1269年（至元六年）开始推行的。元朝时期的“社”，是一种乡村组织，由50户构成。参见同书9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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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俞森《社仓考》，载《荒政丛书》，卷十上。他在21b中引元朝作者张大光的话说：“古有义仓，又有社仓。义仓立于州县，社仓立于乡都。……国朝……立义仓于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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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明史》在79/7b中指出，江西巡抚15世纪90年代建议设置常平仓和社仓；明政府1529年（嘉靖八年）下令各省巡抚设置社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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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附录三：“耆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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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常被使用（及误用）的“耆老”（village elders）一词作一些解释，是很有必要的。“elders”一词很显然是从“老人”或“耆老”翻译过来的，用来指称明代和清初特殊类型的乡村领袖。根据明朝历史，明太祖向户部下达了一道命令（时间不详），大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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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里设老人，选年高为众所服者，导民善，平乡里争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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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明代的“老人”是政府设置的乡村领袖。他们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与道德。清朝建立者继承明代的做法。清律中保留了在乡下地区挑选长者的条文，但称呼从“老人”变为“耆老”。律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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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合设耆老，须于本乡年高有德、众所推服人内选充，不许罢闲吏卒及有过之人充应，违者杖六十革退。……耆老责在化民善俗，即古乡三老之遗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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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看，清朝时期的“耆老”同明朝时期的“老人”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不过在相当早的时候，“耆老”原本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遗忘了，这些年长的乡村领袖似乎被当作保甲头人。1646年，有一篇给朝廷的奏疏，就反映了这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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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老不过宣谕王化，无地方之责……若以〔保甲的〕连坐之法加之，似于情法未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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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证据显示上述情形曾经改变过。相反，所谓的“耆老”不再是乡村的道德模范，而变成了乡村领袖、警察或税吏。很有可能，清朝建立者最初设想的那种“耆老”从来不曾得到系统或广泛的任命，但是名称却保留下来了，并被不加区别地用来任命许多乡村头人。无论早期的情形如何，毫无疑问的是，在19世纪期间和紧接着的一段时期，被称作“耆老”的乡村领袖，履行的职责与乡村楷模完全不同。卫三畏在19世纪晚期写道：“处于司法等级底层的是耆老。……他们决定村庄特性，并被期望管理公共事务，解决居民之间的争端，处理与他村之间的事务，代表村庄回答县官的问题。”[4]换句话说，这种长者在卫三畏看来属于那种乡村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共事务的领袖。比卫三畏稍晚，明恩溥表达了实质上相同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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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乡村头面人物有时被称作乡长、乡老或首事等等。有关这些人的说法是，他们被同乡居民选出来，然后被县官任命担任现在的职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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