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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分三乡，领十六里。庆历间改为十八里。……元贞元年间更为……四乡，仍十八里，统三十二图，图各十甲。国朝顺治年间……图甲稍减原额。康熙十九年乃复旧。[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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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图”显然是元朝遗留下来的。由于某种原因，当地居民保留了它，而政府也未加以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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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怀厅志》（1895），1/20a-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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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镇雄州志》（1887），1/41a-5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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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寻甸州志》（1828），1/6b-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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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莘县志》（1887），1/14a-2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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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昆阳州志》（1839），6/12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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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泉州府志》（1870），5/15b-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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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泉州府志》（1870），5/13a-b。吴荣光（1773—1843），《吾学录》初编，2/1a-b，以为“图”的含义有多种，各不相同。他引用《大清会典》：“直省各府州县编赋役册，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每里编为一册，册首总为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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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1703091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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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 减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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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手中有更多关于减式的事例。根据《华州乡土志》《岐山县乡土志》和《宜川县乡土志》等的记载，这些州县（均属陕西）的税收体系都没有甲这个层级。华州共有41个里，平均分配在乡村地区的4个乡之中。[1]岐山县也有4乡29里，但每乡的里数分配不均匀。里并没有划分为甲，而是各“统”一些村，29个里共“统”610个村。每里的村数，少则6个，多的达46个。[2]宜川县与华州和岐山不同的是，它的甲并没有完全消失。《宜川县乡土志》记载说，该县旧分4乡24个里；康熙年间，并为4里；到修志时，复分为17里，其中4个“地狭户少，不分甲”。[3]这表明，其余13个里保留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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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情况普遍出现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湖北、湖南和浙江。在湖北省，许多州县都没有甲组织；在其中一些地区，只保留了乡和里（比如武昌县、蕲州、黄梅县、随州、襄阳县、归州、保康县和建始县）；[4]在另外一些州县（比如汉阳县和恩施县），[5]村作为税收单位。在湖南省的道州和靖州，也可以看到里甲体系被简化的情况。在道州，共有8个乡，每乡划分为若干里。[6]在靖州，有1个坊和7个乡，共19里；每坊或乡的里数不一。[7]“坊”在官方术语中本来是城区划分单位，相当于乡村中的“里”；但在靖州，则被当做“里”的上一层级，其地位相当于“乡”。同样的简化版也见于19世纪的浙江仁和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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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省略“甲”，同时将“里”并入“乡”；或反过来将“乡”合并到“里”中，里甲就进一步简化为一级组织。关于前者情况的事例，见之于四川一些地区。附表1-2根据《泸州直隶州志》（1882）制成，可以清楚地显示这种变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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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四川的里甲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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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一些州县的情况同泸州等地的完全相同。1810年版《扬州府志》提供了下列资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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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并入里的事例，直隶、河南、浙江和湖北都有。《蔚州志》（直隶，1877）就强调说，该地区的人户被编入15个里中；各里名称到该志修纂时尚有案可查。[11]《睢州志》（河南，1892）记载说，该地税收是以里为单位征收的；原本40个里，不知何时增加到72个。[12]《杭州府志》（浙江，1898）透露，杭州府所属某些县（如於潜县）以“里”作为唯一的税收单位。该地方志继续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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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只二十四里……明成化〔1465—1487〕后，尽革裁诸里名，但以每一乡编为一里，得里十一。……国朝因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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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一些地区，乡也被里取代。《湖北通志》（1921）指出，巴东县将本地人户编为8个里，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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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嘉庆〔18世纪初〕志……光绪《湖北舆地记》均不言乡。案宋时原有乡名，不知何时没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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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州志》（1900）提供了一条关于乡失踪的线索。该地方志记载说，归州最初在宋朝时期划分为10乡，随后划分为17乡；到明朝时，为里所取代。[15]以此可以推断，在“里”作为唯一税收单位的其他地区，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