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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故不力，主要在于致仕制度的软弱性与不完善。首先，“以礼致仕”，退职由官员自动申请，一般情况下并不强制，那些贪恋权位者往往赖在官位上迟迟不退。如宋代就是“年老昏昧、视听不明、行止艰涩、职事全然不治者”，仍“贪禄不止”。更有甚者，“病老还家，尚且贪恋权势，不能力辞”。又有人总结当时的情况是，“时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能践其言者……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总之，是“年及而愿退者常少”[64]。白居易在《秦中吟·不致仕》一诗中，对唐代的恋位者也有描述，说他们是“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龄堕双眸昏”[65]。贪位者还常常隐瞒岁数，以延迟退休。如清代“士大夫履历，例减年岁，甚至减至十余年。即同一宴会，亦无以真年告人者”[66]。其次，退休年龄只是一个原则规定，实行时还要考虑其他因素，如身体状况、行政能力及某些方面的特长等等，退休制的这种灵活性，不仅为恋职者不主动申请致仕造成条件，而且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往往变成随意性，为主管考核、退职的官员庇护恋职者提供了方便，那些主管者的帮派性属下、党羽及送贿者，也即可因此而继续占据官位。应退者不退，势必造成官员的积压。某些王朝为疏通更新渠道，不得不设置一些领取俸禄而不任事的闲职，以安置这类人。如唐代诸州的别驾、司马，便是“凡仕久资高耄昏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67]。宋代的祠禄官也是具有这种用途的闲职。祠禄官又叫宫观官，《文献通考》说：“虽年及挂冠，未尝直令致仕，皆以宫观处之，假以禄耳。”[68]那些“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观，以食其禄”[69]。这些人，若朝廷强令其致仕，“则于人情或以视群臣为薄”，这样安置他们，可以“少清州郡之选”[70]。南宋绍兴年间，“宫庙之官，文武不下千有余员”[71]。这些措施虽然使新入仕途者有职可就，结果不仅不能减少冗员，而且使冗员的存在具有了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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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员的选任与吐故的过程中，出现如上每一种情况，都会造成更新渠道的壅滞，官员的冗滥。以上诸种情况，在各王朝中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其中以唐宋两朝最为突出，不仅选任过滥、闲职过多，而且致仕不力，所以这两朝的冗官现象比其他王朝严重，而又以宋代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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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所分析的，既是冗官产生的原因，也可以看做是它的诸种表现，如果作进一步的探讨，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实质性原因，这就是，古代王朝体制下官的价值性及统治者对其价值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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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来是一种职务，从国家产生之日起，它就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的职而设置，但在古代社会中，官不仅具有这种功能，而且集名、利、权为一体。它具有高于常人的尊贵的等级地位和荣誉，得官者身价倍增、光宗耀祖、延及子孙。高官还与厚禄相连。而权，则用途广大，在有人治而无法治的古代社会中，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正因为官具有如上价值，才为士子们所汲汲追求，甚至经数十年寒窗之苦老于场屋也锲而不舍。无才者不惜破费万贯而捐纳。而一旦得官，便为保住乌纱而竭力经营，多数官员即使老病昏愦，也不肯轻易退职，除非被罢免或勒令致仕，正如《宋史·职官志》所说，是“昧利者多，知退者少”[72]，以礼致仕、主动申请的制度，更使他们有恃无恐。上述情况，决定了官僚政体在更新过程中，对于官员的需要不可能供不应求，而只能是供大于求，“入”大于“出”，潜伏着冗官产生的必然性。封建统治者也在利用官的价值：酬劳奖掖功臣，以封赠高官、加官晋爵为手段；笼络官员、勋贵，采取荫子为官的措施；为解决财政问题而把官定出价码，公开拍卖，引诱士民捐输。权就是势力与地位，利用权力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势力巩固地位，皇帝为强化皇权，巩固皇权，不惜增置机构、官外加官；臣僚为扩大私人势力，而网罗党羽、多辟僚属。统治者虽然想避免冗官的出现，但他们本身却又在利用官的价值而制造着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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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价值性，使它成为统治集团内部进行权、利分配与再分配的物品，裁抑冗官就必然触动相当一部分官员的权利，遭到这些人的极力反对，所以每当冗官滥增，成为严重的朝政问题，不得不采取裁抑措施时，多数达不到预期目的，往往是以失败而告终。唐代后期，曾进行了三次裁减冗官的尝试。贞元年间，宰相张延赏疏请减省滥员，“自建议减员之后，物议不平”，后来朝廷让步，减少裁员，仍未能平息众怨，“道路怨叹，日闻于上”，有些官员“以减员招怨，并请复之”，朝廷不得不“采于群情，由是官员悉复”[73]。冗滥得不到制止，只能越发展越严重，宪宗、武宗两朝，又以“中外官员，过为繁冗”而进行过两次裁减，由于先后主持这一工作的宰相李吉甫、李德裕态度坚决，取得暂时成功，但也因此而招致“衣冠去者皆怨”[74]，最后的结果也是量加增添，逐渐复原[75]。官僚是王朝赖以实行统治的依靠力量，以牺牲一部分官僚的既得利益来进行自我精简，必然表现出其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宋明两朝也出现过类似于唐代的情况。明代曾进行过十六次裁汰冗官的工作，冗官割而复生，表明这种症疾的顽固，而屡次裁减，也说明裁汰冗官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宋代从其建国之初，就把优遇官僚作为既定国策，成为历朝后嗣皇帝奉行不替的“祖宗家法”，对官员大加恩荫，优礼致仕、俸禄优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种政策，导致了仁宗以后严重的冗官冗费问题。范仲淹等人倡导改革，实行“庆历新政”，之所以仅一年便彻底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损害了相当一部分官员的如上特权利益，而不断遭到攻击，最后宋仁宗也动摇让步，使改革措施一一撤销。范仲淹等人被反对派罗致专权结党等罪名而排挤出朝。裁抑冗官，要冒极大风险，所以后来无人再敢直接触及这一问题，即使王安石变法也对此回避。冗官冗费便一直伴随着宋王朝，直到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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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官冗，只有取消附加在官位上的种种特权，使它成为纯粹的服从于行政需要的公职，一种只领取俸禄——工资的职业，健全法制，使官无法以权谋私，而这两点在古代社会中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冗官问题成为官僚政体无法克服的痼疾。官冗造成吏治腐败、耗费民脂民膏，它的恶性发展，极有可能将王朝政权自身拖垮，激化社会矛盾，那时，就将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腐朽的王朝连同其整个官僚集团只有在革命的风暴中覆亡，实行彻底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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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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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汉书·百官志一》，应劭注引《汉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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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卷八《宣帝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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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明史》卷六十九《选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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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汉书》卷十一，应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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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会要》885—886页，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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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清史稿》卷一百一十《选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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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乌廷玉《唐朝多数官员不是进士出身》，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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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西汉会要》卷四十五，52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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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明会要》卷四十九《选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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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以上参考了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载《燕京学报》专号之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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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新唐书》卷一百零六《刘祥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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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阅许凡《元代吏制研究》，劳动人事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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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归有光《震川集》卷三，14页，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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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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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洪迈《容斋随笔》卷二《秦用他国人》7页，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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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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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汉书》卷十二《平帝纪》，如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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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后汉书·百官志一》，应劭注引《汉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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