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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秦汉以降君主官僚政治体系内存在三个基本矛盾：行政权力支配一切与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矛盾，官僚分职任事与皇帝极端独裁专制的矛盾，皇帝与官僚及官僚队伍内部权力、财产分配的矛盾。新王朝初期，由于君主官僚政治秩序刚刚重建，这三个矛盾虽然存在，但并不突出。而到王朝中期，随着官僚统治秩序的巩固和官僚队伍的扩充，这些矛盾不断显露、尖锐，并且直接诱发前面提及的官僚统治秩序的若干破坏性弊端。所谓行政权力支配一切与官僚机构自我膨胀的矛盾，是指起源于公共权力的君主官僚政治，超越社会的正当需要，无限制地发展自己，达到支配一切，管理一切的地步。而在官僚统治支配社会的过程中，自身又必然会违背原有的统治结构或原则，极度膨胀其组织机构，甚至达到谁也无法控制的地步。这一矛盾的发展，显然是官僚机构重叠，官吏贪墨，苛政虐民的背景之一。所谓官僚分职任事与皇帝极端专制的矛盾，是指官僚体制自上而下地行使权力，统治社会，以官僚分职任事为基本方式。但这种分职任事不能有较大的独立性，必须服从皇帝的极端专制。而专制皇帝控制诸多官僚的基本手段是，强制官僚逐级上报，频繁奏请，获得批准后方可行事。这又是办事迟缓，行政效率低下的客观原因，也给胥吏弄权，败坏吏治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所谓皇帝与官僚及官僚队伍内权力、财产分配的矛盾，既指官僚内部的争权夺利，又指皇帝与官僚对剥削物的分割纠纷。不言而喻，前者当是朋党之争的基本渊薮。由于君主官僚政治条件下的行政权力是攫取经济利益的极便利的手段，皇帝与官僚对权力剥削物的分割纠纷，又成为官僚贪污无处无时不有和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118]。总之，由于上述三个基本矛盾的普遍存在及其在每个王朝中期的发展和激化，官僚统治秩序的周期性破坏，遂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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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整肃机制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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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提及官僚统治秩序整肃机制中的考课、监察均有较多局限性。那么，道德伦理节制、严刑峻法、临时巡察等措施有无局限性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官僚的道德伦理节制为例，尽管士大夫在做官前都熟读“四书五经”，都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但他们步入官场后就不免要受到个人私欲与伦理道德间冲突的困扰，不免要受到义与利不可两全的困扰。当王朝之初，因国家财力有限，俭朴成风，官僚们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伦理道德标准相去不太远。多数人还能接受伦理道德节制的功用，在义和利之间求得暂时的一致或平衡。而当王朝中期以后，统治者挥霍奢侈无度，整个社会普遍视做官为改变原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占有状况的极好机会。官僚们遂很难原原本本地以伦理道德约束个人私欲。他们中的大多数尽管口头上仍信奉道德伦理，实际上却常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官俸不足和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少数人更是毫无礼义廉耻，专以搜刮为务[119]。于是，道德伦理节制的实际功用已消亡大半，有时反而充任贪污腐化、争权夺利的遮羞布。由于上述整肃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体制内部的三个基本矛盾，只能对某些弊端发挥抑制性和局部性的效用，其结果必然是治标不治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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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缺乏更科学更有效的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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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整肃措施有一个共同点，即大都表现为来自皇权的自上而下的机制，其实施过程则是由官僚队伍的部分成员专门或兼职完成的。这类整肃的最大缺陷是官僚体制弊端不能在本地区、本级政权范围内得到解决或抑制，而主要仰赖上司和皇帝的干预。显然，古代君主官僚统治体系内部缺乏更科学、更有效的制约机制，缺乏各级民选议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缺乏现代社会民众的直接监督。尽管古代整肃吏治的措施曾作过种种改进和完善，但由于这方面的根本缺陷，致使此类整肃不可能遏止官僚统治秩序的周期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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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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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汉书·百官志》补注引胡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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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六典》卷二《吏部·考功郎中》；《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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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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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金史》卷七十五《百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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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会要》卷四十六《职官十八·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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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一《选举志六·考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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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三国志·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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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汉书》卷四十二《张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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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后汉书·百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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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汉书》卷七十四《丙吉传》；《东汉会要》卷十九《职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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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容斋四笔》卷七《考课之法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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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唐会要》卷八十一《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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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国刚《唐代官制》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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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宋史》卷一百六十三《职官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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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明会要》卷四十六《职官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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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汉官旧仪》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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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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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李超刚等《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浅论》181页，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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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汉书》卷八《宣帝纪》黄龙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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