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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元典章》卷二十六《置簿论差搬运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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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紫山集》卷七《肥城官吏擅自科逃户县俸秋税有感而作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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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2]《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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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68页，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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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李宗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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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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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欧阳文忠公集》卷十七《朋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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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宋鸿《宋代朋党思想及其对北宋政治的影响》，《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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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参阅刘泽华等著《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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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黄仁宇《万历十五年》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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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第七章 官场公文与行政权力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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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在古代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始终充当行政权力运作的重要手段，发挥着沟通上下统属联系，指导行政管理活动等作用。古人云，朝廷、地方各衙门的工作，不过是“行一文书，出一告示”。可见，古代官僚管理国家诸活动离不开公文。公文运转与官僚各种行政管理是相伴而行的。官场公文诸形态及运转等，也是古代官僚行政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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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一、公文的起源、种类和格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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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的产生，可以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在国家及君主出现之际，表达君主政教号令的文字就应运而生了。最初的古文字属象形文字。伏羲创画八卦，实际上是以卦象形式出现的八种政教号令，即公文的原始形态[1]。殷商时期，早期汉字甲骨文基本定型。迄今所见殷墟甲骨卜辞，记载了殷商国家的祭祀、征伐、赏赐、狩猎、农事、惩戒等各种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务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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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以后，古代官僚政治正式形成，各种公文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公文的表现形式及规则，不断完善、严密。概括地说，秦汉至明清的官场公文可分三类：皇帝御用文书、官僚奏疏、官府行移。由于君主专制、纲常伦理和各个时期文风的影响，三类公文的具体形式及内容，在各个朝代又依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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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帝御用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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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皇帝是帝制国家的所有者和最高统治者。皇帝掌握国家民政、军事、财政、刑法、礼教、官吏任用等最高权力。有关国家的一切大政方针、法令、政策，统统由皇帝个人决定并颁布。皇帝的诏旨，是帝制国家最终的法律渊源，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中央和地方官僚所从事的行政管理，都必须把皇帝的诏旨当作基本依据。以诏旨为代表的皇帝御用文书，也是官场上最重要的公务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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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创建皇帝制度，把先秦贵贱皆用的自我称谓“朕”独占起来。又正式把皇帝的文书分为“制”“诏”两种，即所谓“命为制，令为诏”[2]。制书是皇帝颁布制度的命令，诏书是一般政务的文告。后世皇帝御用文书的名目越来越复杂繁琐，包括制、诏、诰、旨、册、策、谕、令、檄、牒、札等等。尽管如此，仍可沿“制”“诏”旧例，分为发表重大制度、典礼、封赏的文书和处理日常政务的文书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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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诏旨等御用文书，通常由宰相、宫廷侍从等根据皇帝个人的意志草拟，并经皇帝审核颁布天下。掌管草拟诏旨的官僚，随而成为朝廷行政中枢所在和皇帝进行日常政务决策的协助者。然而，有些时候，皇帝也躬自拟诏旨，下发官府执行，如汉代的“诏记”，唐代的“斜封墨敕”，宋代的“手诏”，清代的“朱批谕旨”等。这种做法随意性很大，不合乎朝廷正规典制，又往往最能反映皇帝独裁的个人意志。因而，其效力比起一般诏旨毫不逊色。后期还颇受官僚们的重视，甚至被置于一般诏旨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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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僚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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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君父地位确立后，他所豢养的成千上万的职业官僚，有义务经常向皇帝呈送奏疏，报告政务，或贺节谢恩。官僚奏疏是上行文书中数量最多的部分。其形式名目也五花八门，有章、奏、表、状、疏、笺、题、议、片、制对、露布、揭帖、札子等。一般称为上疏或奏疏。贺节谢恩的表章、奏笺，主要在国家节庆、皇帝诞辰及受到恩宠封赏之际使用。这一类表章，多是歌功颂德，吉祥恭敬，又一味堆砌华丽辞藻，文体古板，内容空洞。它是古代礼仪纲常所必需，也是表达官僚们奴仆般效忠的极好机会。报告政务的奏疏，内容比较广泛。举凡财政税收、军情盗贼、土地人口、礼教吏治、天时雨雪、农田收成等情况，朝廷各部门和地方长官都要奏报皇帝。政务奏报，是臣僚个人上奏皇帝的，而不是上奏给宰相等上司的。这也表明，整个帝制国家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广大官僚原则上只与皇帝保持臣属关系，只对皇帝负责，只效忠于皇帝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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