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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吏虽然没有科举士人的满腹经纶，但他们所熟悉掌握的，却是行政方面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分掌刑名、钱谷各科的文吏们，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精通程度要超过他们的长官。清代的书吏，不少人在任役之前就已经过这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讲授吏业是当时的专门学问，谋求是业者，“延师不务课读，惟属以笔牍之任”。他们正是以己之长而制长官之短。而公文的繁缛，也造成了官员对书吏的依赖，清雍正帝就曾说，各省的布政使“掌通省之钱谷”，按察使“掌通省之刑名，案牍如山，不得不仗熟练之书役为之办理”[19]。以办理刑案为例，清代的法律条文“律”，只是一种原则性的笼统规定，而实际犯案的情节异常复杂，所以在判案时是依“例”而行，即用以往判案的成例作为依据，对比而定，而以往例案之堆积，高与屋齐，非熟手不能查到，那些经科举入仕或以恩荫、捐纳为官者，于法律本不谙习，面对千变万化的案件及汗牛充栋的例案更是无所措手足，所以他们处理案件，往往是由“书吏检阅成案，比照律，呈之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之堂官，堂官若不驳斥，则此案定矣”[20]。由于“法可知而例不可知，吏胥得操其两可之权”。录供的措词、仵作之验单也要经此辈之手。这样，事先买通了他们，重罪也可轻判，否则，这些刀笔吏不过笔锋一转，稍做手脚，便可罪加三等，以致时人有“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之说[21]。其他如官员的考核与迁转、钱粮之征派、工程之预算报销等等，书吏都可借条文成例之繁杂、疏漏与矛盾之处上下其手，借机需索，使“铨选可疾可滞，处分可轻可重，财赋可侵可蚀，典礼可举可废，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工程可增可减。使费既赢，则援案以准之，求贷不遂，则援案以驳之，人人惴恐而不能指其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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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对胥吏的依赖性更强。地方衙门的胥吏主要是本地人充当，这些人熟悉当地风土民情，而且有各种关系人物。而地方官，由于回避制度，非本地人所任，而且经常迁转，任期不长，因而那些“亲民”之细务，事事都要借助衙中的土著胥吏。胥吏则利用他们的乡土关系、对地方政情的谙熟，而左右长官、欺蒙长官。正如宋人陆九渊所说：“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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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本衙门官员被胥吏愚弄，其他衙门官员也同样逃脱不了此辈的欺蒙与控制。清代某人候补知县，吏部书吏向他索贿说，此缺依例你可补到，但必须给我一千两银子。此人以他乃按例而补，何须打点，因而拒绝。不久此县缺出，但已为其他候缺者顶补。经人打听，才知此书吏以他有两种铨补资格无法确定哪一种为理由，没有为他上递档册。此人只得向书吏请求办法。书吏说这次需要五千两银子，否则得注销一种资格。此人无法筹办五千两巨款，便注销了自己“保举”班的资格。不久书吏又向他说，真是太遗憾了，这次补缺保举班人少，您可以补上，可惜已经注销了。这个候补者就因没有行贿，而两次被耍弄。清代，这种索贿几乎是公开的，“贿不至，非驳斥即延阁，故外官得缺，必须到部打点”[24]。再如官员的考核，地方官考核优劣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其赋税的征收情况，上级衙门的书吏往往借其掌握的下级衙门的钱粮汇报册而大做文章。上级衙门长官不能于浩繁的钱粮册簿中项项查核，仅凭本衙门书吏的汇报而开具下级官员的考语。下级衙门官员在自己前途升迁黜陟的大问题上，不得不打点书吏，尤其“不可稍失其意……盖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长也”[25]。至于乡间小民，也就更被他们玩弄于掌股之中了，史书上所说的赋役钱粮的转嫁——“飞洒诡寄”，征收时的额外加耗，利用银、钱比价之差，货币与实物之折算而多征，以及以完作欠等等，多出此辈之手。遇有词讼案件，“辄向两造需索差钱……又借传讯邻证之名，扰及同村居民以邀厚贿”，若没有满足其讹索，则“诬赖多方，滥行拖累，以倾其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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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荒怠政务，也为胥吏擅权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官场中，尸位素餐而于政务全不尽心的官员并不少见，这些人“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清嘉庆年间发生的冒支国帑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当时工部有个书吏叫王书常者，每当有土木、水利工程，则假借主管官员名姓造册，向户部支款。按定例，支取工程帑项必须该部长官查核批示。而这个书吏与司员串通一气，每每“伺大员谈笑会饮时，将稿文雁行斜进。诸大员不复寓目，仰视屋梁，手画大诺而已”。数万两白银便落入了此辈囊橐。由于数次作弊，侵吞至数十万两，官员虽被蒙蔽，却为工头某发觉告发，才将该书吏正法，官员革处[27]。清代皇帝曾多次严厉斥责官员：“一切案件如假手书吏，至蠹书作弊者，照溺职例革职”，“外省督抚藩臬等衙门，一切题稿批详事件，俱应于内署定稿……如果仍前令书吏批拟，致滋弊端者，一经发觉，将该督抚藩臬等交部议处”[28]。屡次申斥而不能杜绝，说明这类现象是始终存在于官场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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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之擅权，还由于他们能够结成盘根错节的胥吏网，盘踞某衙门，因而能够上下串通、左右逢源。按规定，书吏役满必须退役回乡，但有些擅长某项业务的书吏，往往被长官倚任而留用，主管某房，指挥大量的额外贴写、稿工，手下还有不少从学的书役。这些人，一般是他的亲族乡党，书吏缺出，便由这些贴写等充补，以致这些衙门成了某宗族、某地区乡人的世袭盘踞领地。尤其是那些主管钱粮的户部及银库、税关等肥缺部门，更是他们的麇集宝地。明万历年间，“户部十三司，胥算皆绍兴人”，这种状况延续到清代嘉道年间，仍未改变[29]。道光朝，“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据把持，已可概见”[30]。由于书吏的私行雇用与授受，某些在职书吏也因此而有“缺主”之称。这些缺主把持某部门，是书吏擅权的重要表现，正如雍正帝所揭露：“有一等积棍名曰缺主，独掌一司之事，盘距其中，事无大小，一手握定。而不肖司官交通贿赂，倚为心腹，上下朋奸莫可查究。书办尚有更换，缺主总无改移，子孙相承，竟成世业。各衙门奸弊丛生，未有不由于缺主者。”[31]这种状况，自宋代以来就一直存在，时人谓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官员任满即调离，而吏却“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冗以是传弟”[32]。各衙门之间，胥吏也因乡党关系而结成集团势力。明末以后至清代，中央各机关的书吏，绍兴人居多[33]，这些人串通一气，互相救援。下级衙门胥吏犯事，上级衙门胥吏为其说情，下级衙门长官就不能驳其情面，否则就事事掣肘、要挟。有些官员与相关衙门或上级衙门打交道，也不得不求助于手下的胥吏。至于那些缺主，不仅为本衙门长官所倚重，而且成为相关衙门官员交结的对象，以免受制。彭龟年曾对宋代的情况作过这样的剖析：“吏道之盛无如今日，州县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员，台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县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与监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员者，与台省之吏通也；台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与权幸通也。”[34]胥吏所以能在官僚行政体系中，隐然形成一种与“官权”相颉颃，甚至能制官的“吏势”，一个重要原因是凭借他们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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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于吏道的奸吏们，作弊手段也是多种多样、无孔不入。他们除利用律例、则例的灵活性而公开舞弊营私外，还常常采取涂改、伪造、抽换、销毁文档等手段。清嘉庆年间震惊朝野的直隶省衙门书吏侵吞钱粮案，就是该书吏与州县衙门之书吏、长随等多次串通，“私雕假印、挖改公文、虚捏报解、重领冒支、销毁借领案卷”，将该省正项钱粮“抵冒分肥至三十余万两之多”[35]。利用官僚机构行政中的弊端及官员的某些短处而要挟，也是书吏们的惯用伎俩。清乾隆朝大学士福康安在西藏之役班师回朝后，向户部报销军费开支。户部书吏开口即索要万两白银，福康安大怒，厉声斥责。书吏则从容对曰：“小吏怎敢向大帅索贿，只因用款项目太多、数额太大、册簿太多，如果不另雇书手，非二三年不能完结。今日奏报军需，明日又奏报，皇上览奏不仅厌烦，而且会对如此浩繁的开支深究追诘。现在皇上正大赏军功，如果日夜赶办尽快全行具奏报销，皇上必一喜而定。欲速办，必多雇人，多雇人，需款必多，我实在是为您着想，非为各吏计也！”这位手脚本不干净的大帅，听后竟“大为激赏”，“立予万金”[36]。又如，礼部尚书某是前朝阵殁功臣的遗腹子，同乡人上奏朝廷请求旌表其母。正办理过程中，该部书吏找到这位礼部尚书，直接挑明要银一万两，此官断然拒绝。书吏叠指细讲：封翁（指这位官员的父亲）某年阵殁，太夫人遗腹生公，您今年应若干岁。可是您当初科考时少报了两岁，历历在案。这样太夫人生您就成了封翁殁后两年以后之事，于理不通，这怎能旌表呢？此官大惊，问计将安出。书吏曰：公考试时，府、县、院及礼部皆有档册，服官后吏部亦有档，须将各衙门档册年岁一一更正，所以我这就不能不各处去打点了。这位礼部尚书只好老老实实拿出万两白银[37]。清代谚云：“清官难逃猾吏手”，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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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擅权所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首先，它加重了官僚政治的腐败程度。胥吏败坏吏治，主要表现在贪赃图利上。与官相比，胥吏贪赃舞弊有两个特征：一是明目张胆，大量地表现为公开的索贿；二是见缝插针，凡过手文书、经手之事，有空就钻，雁过拔毛。这类公开的经常性的枉法行为，无论在官场之中，还是官府与民之间，都已成了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之事。可以说，他们对吏治的败坏及社会风气、官场风气的毒化，比起官僚为害更甚。清代的书吏甚至实行“卖缺”，书吏临退役之时，待价而沽，“每缺或万余金，或数千金不等”[38]，视缺之肥、瘠，“量其出息之多寡以为授受”[39]。这种卖缺，实际是转让贪赃的“专利”，而买缺者，一旦得缺，必能将本利成倍地回收，国家公职竟然成为私相买卖的贪赃专利，见不得人的丑事变成公开的交易，可见这些蠹吏们已把吏治败坏到何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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蠹吏贪赃、侵吞国帑，比起贪官不在其下，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的京城有“官穷吏富”之说，书吏中的“吏户两部书吏……其中之强有力者，辄皆岁入数十万”[40]，尤其是“户部书吏之富，可埒王侯”[41]。俸给微薄的书吏，何以能岁入数十万两白银，不言而喻。官穷是相对于吏富而言，像和珅那样的贪官，在京官中毕竟是少数，而贪吏则大大多于贪官，“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营私之官，而鲜有不营私之吏”[42]，所以清代北京又有“东富西贵”的说法，东富是指京师书吏皆居住于正阳门外之东，西贵说的是京衙司官多居于正阳门外之西。这些胥吏所得大量钱财，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来自哪些渠道，归根结底，都是民脂民膏。而地方胥吏，则是以超额征派、以完作欠以及转嫁等形式，直接从百姓身上榨取。贪吏悍吏以得财为主要目的，数十倍于官员的“虎狼之吏”吸吮民之膏血，鱼肉百姓，无疑是激化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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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胥吏擅权还造成了官僚政体在行政中极为反常的现象——官弱吏强、官与吏勾结。官弱吏强，一表现为下级衙门官员惹不起上级衙门之吏，不得不与“上官之奴隶分庭抗礼”，而“吏假官之尊，虽强令无如之何”[43]；二是本衙门官员不得不依靠吏开展工作，进而受吏之欺蒙、挟制。官吏勾结，或表现为官与吏合伙贪赃舞弊，或表现为官“恃吏为爪牙”，“引为腹心”，还有不少官员，公开为胥吏开脱罪责，因为“失察吏胥有关于己之考成”，影响自己的前程，因而“巧为弥缝、曲为袒护”[44]。官吏合伙贪赃，加深吏治的腐败，官袒护吏，更加助长吏势的猖獗；官弱吏强，官不能制吏，甚至受制于吏，则对胥吏的蠹政害民无力制止。有感于“元亡于吏”的明太祖朱元璋曾做过如此深刻的分析：“天下之治乱，在于君臣之能驭不能驭耳。若君能驭臣，臣能驭吏，故治由此始；若君不能驭臣，臣无以驭吏，则乱亦由此始。”[45]吏势发展为官府难以驾驭的力量，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不仅国家之“乱由此始”，而且必将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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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蠹政害民，营私舞弊，是官僚政治的腐败性所决定的，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特殊现象。官场腐败，官员贪赃枉法，就不可能使胥吏清廉守法。而官员的怠政、不尽职以及文牍主义、公文的浩繁，也为胥吏弄法舞弊提供了条件。但胥吏制度本身，也确实存在着弊端。首先，胥吏既已纳入国家行政系统之中，成为必不可少的公务人员，却又把他们当作贱役看待，在俸给待遇上，吏与官相差悬殊，且没有保障，大量的额外胥吏的雇佣费用，主要靠任用衙门自行解决，如状纸银、税契银、关卡抽头等等。俸给微薄，甚至不能养家糊口，也就必然利用其行政之便去谋求。宋人所说“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46]，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在前途上，自科举制后，吏员出吏入官，被压制在低阶范围内，进取无望，整个社会也形成了“贵官贱吏”的观念，既充为吏职者，便自暴自弃，唯利是图。在胥吏的选用上，也远没有官员严格，不少社会渣滓、地痞、流氓也混入吏员队伍，这些人把那些坑蒙拐骗、欺诈奸猾的恶劣作风带进官场。诸种因素，导致吏成为与官有所区别的特殊阶层。因而无论是从实际情况，还是观念印象，人们对吏这一阶层从来没有好的评价和好感。官，尚有“清官”之说，对于吏，则从未有人把清、廉、贤之名加在他们的头上。还有人把他们与宦官相提并庥，指出“天下之断然自弃于恶，又不能不用，用之则卒有害必无善者，在内为宦官，在外为胥吏”。其次，国家的监控机制也有薄弱之处，监察主要是针对官员的行为，对于庞大的处于行政系统末梢的吏员阶层，对于吏的琐屑繁杂的行政活动，则显得无力，因而吏弊也就无法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有效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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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机关由于需要办理大量的繁琐的杂务，而不能不任用大批的胥吏，作为官僚行政的辅助，用之，又产生无法摆脱的“吏弊”，官府尽管始终把驭吏作为澄清吏治的一大要务，但收效甚微，以致发出“官箴易正，吏弊难清”的哀叹。胥吏蠹政，成为古代王朝，尤其是唐宋以后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表现方面，至清代而为害愈烈，直到该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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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二、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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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又称幕宾、幕府、幕友、幕客、西宾等等，是军政长官聘请的助手、参谋。任用幕宾佐政由来已久，各个朝代的聘幕方式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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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宾制度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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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才干之士游说四方，名门贵族公卿将相，皆争相罗致名士，以为智囊。当时被召为宾客、舍人而参与政务的士人，与后来所说的幕宾十分相似。战国之时的这种风气到两汉时期仍有遗绪，世宦之家多有门生故吏。三国魏晋以后，聘用幕客佐政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出现了诸如参军、记室、军师、主簿等专门用于幕僚的职任名称。如蜀丞相诸葛亮深知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因而“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47]。曹操手下谋士如云，不少都是他聘请的幕客。荀攸是曹操的军师，《三国志·荀攸传》记：“军师荀攸，自初佐臣，无征不从，前后克敌，皆攸之谋也。”陈琳、阮瑀是曹操的记室，“军国书檄，多琳、瑀所做也”[48]。钟会则在司马懿的大将军府中“管记室事，为腹心之任，参同计策，料敌制胜，有谋谟之勋”[49]。唐代以后的聘幕者主要是地方官。唐代幕职有副使、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参谋等等。当时充任节度使、观察使、经略使者，赴任之时，多延请幕友辅佐其处理政务。如韩愈，先被徐州张建封“请为其宾佐”，后来节度使裴度又聘他做行军司马[50]。杜甫曾被剑南节度使严武聘为参谋[51]。至五代，由于各地方镇皆武将出身，政治非其所长，因而“各方镇犹重掌书记之官……一时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52]。幕府制在这短暂的战乱年代进一步发展。方镇有幕宾为佐，如虎添翼，拥兵割据，甚至称王称帝。宋开国以后，削弱地方方镇势力，被节度使等倚重的幕府制度也当然地列入了被削弱的范围之内。其措施是，把私人聘幕佐政的幕僚制纳入国家官僚行政系统，幕职由中央任命，派往地方各机关，协其长官佐政，向政府负责。所以两宋时期，前代的幕职如判官、掌书记、推官等都成了“幕职官”。这种幕职官，实际已失去幕宾的性质[53]。明中期以后，由于督抚逐渐发展为地方行政长官，而这一新的官职在其产生之时，又没有佐贰官，延请幕僚协助也就成为行政所必需，幕僚制度由此又开始发端。如嘉靖朝在浙江主管抗倭事务的胡宗宪，即聘用当地名士徐渭、余寅等“同管书记”，胡的抗倭活动，徐渭“皆预其谋”[54]。清代，督抚成为固定性的正规的省级行政长官，但仍不设佐贰官，因而聘用幕宾佐理政务已发展为普遍现象。雍正元年，清世宗正式降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拣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55]从此，幕宾又正式取得法律上的地位。当时，不仅督抚，而且府、州、县各级衙门，也都延请幕宾，表明清代幕府制度的普及性发展。清代幕府制的显著特征，是它的私聘性，完全独立于政府系统之外。这一点，下文还要详细述及。幕宾的大量使用，使清代兴起了一门新的职业学科——幕学，学幕者需要拜师，经过幕业知识的专门学习和训练，以待延聘。学幕者以浙江绍兴府人居多，入幕者即所谓“绍兴师爷”。绍兴师爷是清代幕宾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地方名流、候官待缺的入仕者、久试不第的秀才、退休的缙绅、丁忧的官员等等，总之，大都是幕主亲自物色或经人推荐的有真才实学，或有某方面专长的人物[56]。朝廷正式承认幕宾的聘用后，也陆续制定了一系列规制，如关于辟幕的范围限制：禁用属员、亲友，不许向下属官衙推荐幕友；幕职的聘用年限；幕宾的保举入仕等等[57]，以发挥幕僚制度的正常辅政作用，减少弊端。清代是幕府制度的发展与完备时期，幕宾对地方官行政的辅助作用及其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也最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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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幕僚的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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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宾是幕主的股肱与心膂，因而他们既协助幕主处理政务、掌握机要，也参与幕主的决策，充当顾问和参谋。从清代幕府的情况来看，凡幕主的应办事项，都在幕宾的协理范围之内，有的幕宾甚至成了幕主的代办和当家者。如左宗棠，以举人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事无大小，专决不顾”，监司以下向骆秉章禀报政务，“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58]。幕宾所从事的经常性事务主要有：刑名、钱谷、挂号、书启、征比。刑名是审、判民事、刑事案件，钱谷是钱粮赋税的征收与财务开支，征比为考核所属衙署田赋的征收。地方衙署中，这几项政务不仅繁杂，而且棘手。诉讼案件的判决，非熟谙律、例者，很难作出妥当处理；赋税征收是否完成，开支是否合理，亏空如何弥补，怎样向上司交代，怎样督催检查下属，需要专门的知识和巧妙的处理方式。而这两大项，又关系到官员的政绩与声誉，是官员升黜的重要根据。因而地方官大都委任具有这些专长的干练的师爷处理，事繁的官衙，还往往分工办理，分设刑名师爷、钱谷师爷。挂号，是批答、拟写往来公文。书启是缮写公私信件。这两项也是官员日常政务的重要内容，关系到下属官员的指挥以及与上司的关系。某件事务能否得到上司的批准，政务汇报得到上司怎样的评价，与拟写有很大关系，这就要看师爷的经验、心计及手笔如何了。精于此道的幕宾，往往能在这方面大展其才。唐末五代的名士李袭吉，为方镇李克用之幕客，曾为李克用作上唐昭宗的表文，该表不仅极富文采，而且将皇帝比作尧舜。昭宗览后“大叹赏之”[59]。明胡宗宪为讨好嘉靖皇帝，将所得白鹿进献，并令幕客徐渭拟贡献表文。嘉靖览表龙颜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60]。清代的幕主们在这方面也多倚任幕宾，即使那些满腹才学的疆吏也不例外。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大事章奏，必令幕府诸贤各创一稿，然后审择，点窜”；直隶总督李鸿章，“则必先自草创，听幕僚指陈得失，乃更自裁定”[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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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幕宾是幕主为专门办理某项事务而聘请。这些幕宾的职掌不在前述各项之列，针对性较强。如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运动的过程中，江南地区的不少地方士绅就被湘淮军首领或督抚聘请，为其督办军饷，这在该地区望族的宗谱资料中有不少记录。督抚纂修该省通志，也都延聘知名学者。著名的治河专家陈潢，则被河道总督靳辅请去，襄助其治理河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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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幕宾除充当幕主顾问、处理政务外，还受幕主之命，管理监督书吏，以防止其欺蒙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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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幕宾与胥吏的区别及其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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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幕府制是严格意义上的幕府制，而且有充分的体现，也留下较为系统的记载。以下主要根据清代的情况，阐述幕宾与胥吏的区别，以便说明幕宾在官僚政体行政中的特殊作用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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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宾与书吏都不属于官，他们的职任都是协助官处理政务。但书吏被纳入政府系统之内，有经制缺额、规定的职任，俸薪由政府发给，录用上，也完全由官府佥选考试，任役期间有考核，处在官府的管理之下，一句话，他们属于公职人员。而幕宾则与此完全不同，他们由幕主私人聘请，而不是由官府设置、选用，幕主是否延请，聘用几名及任用幕宾经办何种事务，全由幕主自己决定。幕宾的工作报酬——束脩、岁脩或称作馆谷，由幕主私人付给，一般每月十几两、几十两银不等，大约相当于书吏一年的役银，或者更多。在官衙中，幕宾的数量也大大少于吏员，一般每名长官聘请一名至几名，延用十几名的很少。再有，书吏的使用遍及中央及地方各个大小衙署，而幕宾则基本上局限于地方各长官署内。在职掌上，书吏按规定只负责誊缮文稿，收、查档册，造报册籍等技术性杂务。而幕宾，则是代幕主或协助幕主处理长官应办理的政务，是官的职任的分理。另外，他们的政务活动也不对官府负责，而只对幕主私人负责，国家典制也没有关于他们的考核与赏罚规定。在身份地位上，幕宾也明显高于胥吏。在衙署内，长官与书吏是上下从属关系，等级相差悬殊。而幕主与幕宾则是主宾平等关系，幕宾称幕主为东主、东翁、东家；幕主称幕宾为宾师、西席、老夫子，对他们尊敬礼遇。设宴时，幕宾被安排在上座，幕主相陪。平时相见，互行平等礼节。有的幕主与幕宾情投意合，更宛如兄弟一般，如康熙朝的江苏巡抚宋荦，仰慕当地名士邵长蘅之才气操行，于是“礼致之幕府，谈道论文，敦布衣昆弟之好”[62]。所以清代的幕宾不是幕主的僚属，不宜称之为幕僚。在社会上，幕宾也远比胥吏地位高，有些人本来就曾做过官，属于缙绅，或是进士、举人、秀才等有功名身份之人。未曾入仕的幕宾，还可通过科考、保举步入高级官员阶层。幕宾与书吏在性质上的不同及其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行政上的特殊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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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幕宾在官僚行政中的作用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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