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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说上曰：「《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无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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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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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僭拟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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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资治通鉴·汉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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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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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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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正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日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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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愚臣亡识，唯陛下财察。（晁错：《论募民徙塞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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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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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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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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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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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资治通鉴·汉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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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五章 分裂与扩张·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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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 溃的后果是分裂，重整崩溃是三国时候的事情。讲到三国，就不能不提诸葛亮。诸葛亮与他的家人朋友们，在东汉已有乱象时，迁移到离首都洛阳有点距离的南阳居住。南阳离洛阳远到不必沾惹现实政治，近到消息相当灵通。此地人才多，学术风气活泼。在这一片肥沃的学术土壤，诸葛亮与友人们规划了汉亡以后怎样重整中国的方略。三国时诸葛亮三兄弟分别在魏蜀吴三处工作，都担任相当重要的职务，在魏吴的名士谋臣中，也不乏他们的故交。可是他们这批人，大约只有诸葛亮自己能发挥才能，至少做到了安定四川的工作。自从《三国演义》流行，诸葛亮的形象是有智计通权术的军师。实际上，他是卓越的行政人才。他对于军事，也未必以智计见长，而是十分注意管理。所以，诸葛亮的敌人司马懿，对他最佩服的是行军安营有规矩——这是管理有方的表现。诸葛亮在《出师表》[1]中，推重的军事人才向宠，从来就不见赫赫战功，却是军事管理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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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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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只是整合了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在他的愿望中，蜀汉整合成功的话，将来全中国的整合就可以按照蜀汉的模式。诸葛亮是一个强势的CEO，刘备相信他，后主阿斗当然更听他的话。在诸葛亮的经营结构中，内廷完全被删除，但是诸葛亮死后，内廷又死灰复燃。太监黄皓在后主的时代干政，但后主其实并没有内廷组织，只是黄皓等人在后主身边作祟。诸葛亮在世时，已有些问题。《出师表》中所说，宫中府中均为一体，赏罚不应当有差别，这一段话反映当已有了宫中不公的现象。诸葛亮死后，蒋琬等人撑不住黄皓干预朝政，逼得姜维不得不躲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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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CEO权力与他的继承者蒋琬、费袆是有很大差别的。CEO的制度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相当密切的关联，诸葛亮之所以能成为这样的CEO，是因为他的诚信为大家所相信，大家相信他不会因为个人的利益而滥用职权，也知道他定了一个法律，连他的儿子、侄子、最亲近的朋友犯了法也一样惩罚。严而明，是他让大家信服的原因。严而明之后是诚与信，他时人有一定的信任，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也一定严加惩罚，决不宽贷。有人认为他是法家作风，不是儒家，在重整的时候，这是难以避免的事。他想将蜀汉的结构带回到西汉武帝后的结构，但是太困难，他做不到，因为蜀汉地方太小，犹如企业的市场太小，没有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维持那样的结构，更不用想与强大的竞争者争天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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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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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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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在《隆中对》[2]中为刘备筹划的大战略，原是以荆州与益州两支力量，钳形攻势，分兵合击，应能与曹操争衡。在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负气东征失败之后，蜀汉实力削弱不止一半，《隆中对》的大战略，已不易实现。正如企业界的竞争一样，两个对抗的政治力量，彼此之间实力差距太大时，即使有可以借力的形势，弱者也未必能讨得多少便宜。诸葛亮在四川的局面，实力太小，资源太薄，若不开拓新疆域，遑论北伐中原，连拖延生存，也不容易。因此，诸葛亮非得向南进展不可，这是避开硬市场，先取软市场的策略。商战中的弱者，若能从软市场先赚足容易钱，再以此本钱，向强者挑战，争夺硬市场。诸葛亮在刚够喘气的时间，翻山越龄，五月渡泸，深入今天的滇缅地区，也只是为了取得南中资源：马匹、铜铁……以及南方的兵源。他也开发凉州，取得羌人支持，也搜罗像姜维这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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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自己的本钱太少，必须与当地豪杰结合，因此并不铲除他们的势力。为了开发新市场，诸葛亮找了许多合伙人，合伙人和股东不同，要求合伙人和要求股东的情况也是不同的。他在开发四川初期就带去许多干部与当地势力结合，他自己兼任丞相与益州牧两项职务，作为沟通的桥梁，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刘备带进四川的荆襄人士又少，如要重建汉时的政府结构，在缺乏本钱又要应付巨大开销的情况下，非将就当地的势力不可。他就以合伙的方式与地方合作。诸葛亮给予当地人士管理益州的权力，其情形很像包办特权自负盈亏，如同公司有许多承包的分销站，承包政府的法令，也为政府收税，也为政府维持地方的繁荣。但承包的地方势力一定也可以得到相当大的获益，其中极重要的一部分，即是要保证他们在整个政府结构中，拥有一定的力量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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