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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方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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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相当容易沦为东汉末年的情形,地方势力把持州郡,中央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你要当我的承销商就要守我的法,否则我宁可废掉这个承销商,这是他坚守的原则。所以诸葛亮无法把荆襄入川的精锐融入四川的地方势力,但是他可以让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作征伐中原的本钱。蜀汉由荆襄带来的老本虽然未在四川消耗,但人民会累,年岁会增,所以在诸葛亮《后出师表》[3]中,就道出老人损折死亡殆尽,时不我予,非借重当地的新生力量不可。这个局面跟当年台湾地区蒋经国时代很像,老本亏损光了,大陆带来的军队与精英老去了,如果不与地方势力结合,就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情况也与诸葛亮时代一样,新生势力是垄断性的,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地方豪强垄断了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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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重整汉朝结构的工作,只有部分成功,他只能用南中自己本身的势力开拓南中,与当初开发四川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手段开拓南中,使南中人宁可接受他,而不接受别人。他的信誉靠得住,他讲的话算数,南中的开拓使得蜀汉增加了人口、土地,也取得了南中的资源,使蜀汉增加不少力量。如果在开发硬的市场有困难时,可以利用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终究还是可以维持公司。但是这种软市场的维持是有限度的。在南中,诸葛亮永远无法重建汉朝的结构。南中地方豪杰的独立性比四川还强,他的「公司结构」是非常松弛的,即使诸葛亮多活几年,他也未必能有进一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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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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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本钱不够时很难勉强做大生意。诸葛亮是受了时代的压迫,一定要以小本钱做大生意,他只好向市场屈服、向资金来源屈服。换句话说,本钱不够,借钱做生意,则债主卡死我。我的开拓是假的开拓,不是真实的开拓。诸葛亮靠他个人的信用去贷款,靠他个人的信用硬把产品押出去,仍是无法长久维持的。诸葛亮可佩,是因为他的使命感。使他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去做。在商业场合上,却是不能靠使命感办事,不能做形势不容许的买卖、形势不容许的扩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他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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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失败的例子对照汉朝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为了达到短期的目的而做的妥协,最后只会变成自己的负担。还是应该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未来的展望,看看所投注的本钱,是否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不能达到的话,只靠一次又一次短利的累积做本钱,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基本的结构既不稳定、实力又很单薄。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机会都是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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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情况,判断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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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看准了有可以借力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被毁掉了以后,他要重新找回机会,机会却一去不复返了。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长不只是要决策,两个人都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透视情况、判断形势,不能意气用事。刘备的意气用事,是为了感情,为了他的义弟关张的冤死。诸葛亮不计成败,鞠躬尽瘁也是为了感情,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以诸葛亮的才能,若能一心一意顾全已有的局面,放弃争中原的大买卖,只做重整四川的小买卖,统一做不到,四川的安定繁荣还是可以做到的。从重整四川做起,吸纳当地的贤才管理四川的事,也使得四川的地方豪杰接纳外来的贤才,诸葛亮未尝不能重建政府。以四川偏安之局,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如果苦撑到晋朝初期出现大混乱的时候,蜀汉未尝不可以卷土重来。这是在一千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势。可见巩固自己的基础,接受自己的实力,野心不要太太,真正高明的赌徒是累积小胜成大胜,而不是孤注一掷——这个是稳扎稳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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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南中高度地方化,中央根本管不着,也收不了税。基本上南中为蜀汉所用的时期相当短暂。蜀汉以后一直到南朝,南中都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并没有完全整合。南中未能完全整合于中国本部,地方势力只好自己维持生计,就像一个公司分裂成许多小店,小店也只能供给小市场。这是南中的局面,也是四川的局面,因为四川最后也没有办法真正整合入中央的体系。事实上在南方崩溃以后,长江以南一直没有办法整合,南朝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体系,正如一家没有产品的公司,只是一个假公司;没有整合的王朝,这个王朝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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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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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整合工作,只在王导手上,有一些成就。王导是山东琅琊王氏的领袖,东晋建国以前,晋朝分封的亲王互相厮杀,弄垮了西晋,王导与他的兄弟们拥护当时分封在山东的亲王司马睿,帮助他在江东建立偏安的小朝廷。王氏一族是东晋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所以当时有「王与司马共天下」的歌瑶。王导的哥哥王敦,依仗兵力,对江东原有的地方豪强大族,颇不买账,而且还几乎要夺司马家的帝位。王导却是采取另一做法:对于江东地方势力,他尽力寻求合作,也许可为那些地方大族保持特权。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与当地大族,才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东晋时,当地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开拓了许多土地。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为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地方势力。整个南朝,这些地方势力都相当独立,不是南朝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每个地方势力自行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搜罗地方资源,自己维持自己的局面,中央政府只是一个空的架子。所以整个南朝的历史是既无治安也无繁荣,始终在将要崩溃的边缘,没法完成像汉朝那样整合的结构。汉朝建立的结构,到南朝只剩下外壳,地方分裂,各自为政,更别提光复中原了,否则以南方的资源物力,应该是可以统一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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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一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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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何南朝维持的时间比蜀汉要长久很多呢?因为南朝比蜀汉终究大一点,本钱多一点,而且南朝没有把很多的本钱放在争中原。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在戍守前线上花了许多力气,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南朝只以刚刚足够的兵力,防守长江以北;他们用的是和晁错一样的方法,驻屯在江北的北府兵是专业的兵,以就地生产、保卫家乡的方式,造了一道屏障。这种相当于屯田的养兵方法,费用不大。就因为本钱很省,所以南朝可以勉强维持存在。换句话说,不求好品质的产品,只要有一条线的产品够维持就算了。南朝只求防止北方胡人的侵犯,只管「安全」,至于繁荣、扩张就顾不全了。用企业作譬喻,如果公司有七八条线的产品,目前只能保住其中之一,让公司不垮,却不求改进,这是苟延残喘的办法。而南朝就是苟延残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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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葛亮到王导,从蜀汉到南朝,犹如一个公司崩溃后,要重组是如何的困难。因为这个结构崩溃得如此彻底,散户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不愿意让出任何资源,更不愿意接受整合,于是所有整合的努力都落空。物极必反,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汉朝,就有一个分崩离析的三国及南朝。地方势力太大了,犹如大公司瓦解,留下来的代理商只有做自己的生意,用小本钱经营当地的一些小买卖,不想再为公司分销货品了,当分销的利润比不上独立小户的利润时,他宁可公司只空有一个招牌,而可以借招牌做自己的生意。我想许多连锁店都有这样的问题:当连锁店做得不好的时候,除了个招牌,什么都没有。所以连锁店的总公司也只能收一点权利金,永远无法扩张,永远不能改造商品、开拓新市场,董事长或总经理都是空的名义而已。到了这个地步,任何一度风光的企业也无能力力了。必须等到另一种崭新的产品,以一个低廉的价格打入新市场,把连锁店通通打跨,这个新产品才能够重建新秩序。这个新公司什么时候出现呢?在隋唐,而隋唐的基础在北朝,不在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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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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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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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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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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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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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賊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河北阳平石马。(《资治通鉴·魏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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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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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于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賊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賊,才弱敌强;然不伐賊,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賊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寒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资叟、靑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亊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资治通鉴·魏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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