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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方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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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相当容易沦为东汉末年的情形，地方势力把持州郡，中央架空了。诸葛亮的做法是用严刑峻法，你要当我的承销商就要守我的法，否则我宁可废掉这个承销商，这是他坚守的原则。所以诸葛亮无法把荆襄入川的精锐融入四川的地方势力，但是他可以让四川的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交代的任务，甚至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作征伐中原的本钱。蜀汉由荆襄带来的老本虽然未在四川消耗，但人民会累，年岁会增，所以在诸葛亮《后出师表》[3]中，就道出老人损折死亡殆尽，时不我予，非借重当地的新生力量不可。这个局面跟当年台湾地区蒋经国时代很像，老本亏损光了，大陆带来的军队与精英老去了，如果不与地方势力结合，就没有办法维持。现在的情况也与诸葛亮时代一样，新生势力是垄断性的，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地方豪强垄断了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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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重整汉朝结构的工作，只有部分成功，他只能用南中自己本身的势力开拓南中，与当初开发四川一样的方法、一样的手段开拓南中，使南中人宁可接受他，而不接受别人。他的信誉靠得住，他讲的话算数，南中的开拓使得蜀汉增加了人口、土地，也取得了南中的资源，使蜀汉增加不少力量。如果在开发硬的市场有困难时，可以利用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终究还是可以维持公司。但是这种软市场的维持是有限度的。在南中，诸葛亮永远无法重建汉朝的结构。南中地方豪杰的独立性比四川还强，他的「公司结构」是非常松弛的，即使诸葛亮多活几年，他也未必能有进一步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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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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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本钱不够时很难勉强做大生意。诸葛亮是受了时代的压迫，一定要以小本钱做大生意，他只好向市场屈服、向资金来源屈服。换句话说，本钱不够，借钱做生意，则债主卡死我。我的开拓是假的开拓，不是真实的开拓。诸葛亮靠他个人的信用去贷款，靠他个人的信用硬把产品押出去，仍是无法长久维持的。诸葛亮可佩，是因为他的使命感。使他明知不可为却仍然去做。在商业场合上，却是不能靠使命感办事，不能做形势不容许的买卖、形势不容许的扩张。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料天下的局面仍大有可为，他没有想到原本可用的本钱少了一大半，没有想到要开拓软市场，也没有想要借贷。但是因为董事长做错事，刘备把荆州的这笔本钱压在赌桌上，一把输光了。关公麦城败亡，刘备不听诸葛亮的劝告，集合全国的力量，连营七百里伐东吴，这个意气用事的豪赌，把本钱折掉了一半。换句话说，诸葛亮收拾了残局，不得不以一半的本钱，做一倍半的买卖——当然办不到。刘备董事长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却要由诸葛亮来收拾残局，诸葛亮送掉了一条命，却依然收拾不了。所以蜀汉之所以败，并不是败在阿斗手上，是败在刘备的一场豪赌，使得诸葛亮总经理无法挽回。诸葛亮也晓得难以成事，他之所以仍然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为了在情感上报答刘备，能多做一分是一分。诸葛亮明知后果，所以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五十四岁就死了。其实即使他多活二十年，结果也未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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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失败的例子对照汉朝成功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为了达到短期的目的而做的妥协，最后只会变成自己的负担。还是应该衡量自己的能力与未来的展望，看看所投注的本钱，是否能达到一定的水准。如果不能达到的话，只靠一次又一次短利的累积做本钱，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基本的结构既不稳定、实力又很单薄。机会不是凭空掉下来的，机会都是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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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情况，判断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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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看准了有可以借力的机会，可是这个机会被毁掉了以后，他要重新找回机会，机会却一去不复返了。CEO不只是要管理，董事长不只是要决策，两个人都要具备广阔的视野——能够透视情况、判断形势，不能意气用事。刘备的意气用事，是为了感情，为了他的义弟关张的冤死。诸葛亮不计成败，鞠躬尽瘁也是为了感情，为了报答刘备对他的知遇。以诸葛亮的才能，若能一心一意顾全已有的局面，放弃争中原的大买卖，只做重整四川的小买卖，统一做不到，四川的安定繁荣还是可以做到的。从重整四川做起，吸纳当地的贤才管理四川的事，也使得四川的地方豪杰接纳外来的贤才，诸葛亮未尝不能重建政府。以四川偏安之局，还是可以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如果苦撑到晋朝初期出现大混乱的时候，蜀汉未尝不可以卷土重来。这是在一千多年后，我们可以看到的情势。可见巩固自己的基础，接受自己的实力，野心不要太太，真正高明的赌徒是累积小胜成大胜，而不是孤注一掷——这个是稳扎稳打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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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南中高度地方化，中央根本管不着，也收不了税。基本上南中为蜀汉所用的时期相当短暂。蜀汉以后一直到南朝，南中都维持着半独立的状态，并没有完全整合。南中未能完全整合于中国本部，地方势力只好自己维持生计，就像一个公司分裂成许多小店，小店也只能供给小市场。这是南中的局面，也是四川的局面，因为四川最后也没有办法真正整合入中央的体系。事实上在南方崩溃以后，长江以南一直没有办法整合，南朝一直没有建立一个中央政府的体系，正如一家没有产品的公司，只是一个假公司；没有整合的王朝，这个王朝也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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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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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整合工作，只在王导手上，有一些成就。王导是山东琅琊王氏的领袖，东晋建国以前，晋朝分封的亲王互相厮杀，弄垮了西晋，王导与他的兄弟们拥护当时分封在山东的亲王司马睿，帮助他在江东建立偏安的小朝廷。王氏一族是东晋王朝的主要支持力量，所以当时有「王与司马共天下」的歌瑶。王导的哥哥王敦，依仗兵力，对江东原有的地方豪强大族，颇不买账，而且还几乎要夺司马家的帝位。王导却是采取另一做法：对于江东地方势力，他尽力寻求合作，也许可为那些地方大族保持特权。在王导「镇之以静」的政策下，东晋的外来大族与当地大族，才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东晋时，当地大族已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占尽了土地，渡江东来的大族只能在今天浙江一带发展，开拓了许多土地。此外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亦颇多土著民族，渡江的汉人流民，组织武装集团开拓，他们的领袖，号为流民帅，都不是原来有名的大族。这些在内陆的新建势力，也逐渐发展为地方势力。整个南朝，这些地方势力都相当独立，不是南朝中央可以有效指挥的。王导以他个人的威望，将中原南渡的士大夫和江南本身的士大夫结合在一起，每个地方势力自行以地方豪强的身份，搜罗地方资源，自己维持自己的局面，中央政府只是一个空的架子。所以整个南朝的历史是既无治安也无繁荣，始终在将要崩溃的边缘，没法完成像汉朝那样整合的结构。汉朝建立的结构，到南朝只剩下外壳，地方分裂，各自为政，更别提光复中原了，否则以南方的资源物力，应该是可以统一北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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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求一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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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何南朝维持的时间比蜀汉要长久很多呢？因为南朝比蜀汉终究大一点，本钱多一点，而且南朝没有把很多的本钱放在争中原。从东晋到宋、齐、梁、陈，南朝在戍守前线上花了许多力气，更不用说主动出击了。南朝只以刚刚足够的兵力，防守长江以北；他们用的是和晁错一样的方法，驻屯在江北的北府兵是专业的兵，以就地生产、保卫家乡的方式，造了一道屏障。这种相当于屯田的养兵方法，费用不大。就因为本钱很省，所以南朝可以勉强维持存在。换句话说，不求好品质的产品，只要有一条线的产品够维持就算了。南朝只求防止北方胡人的侵犯，只管「安全」，至于繁荣、扩张就顾不全了。用企业作譬喻，如果公司有七八条线的产品，目前只能保住其中之一，让公司不垮，却不求改进，这是苟延残喘的办法。而南朝就是苟延残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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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葛亮到王导，从蜀汉到南朝，犹如一个公司崩溃后，要重组是如何的困难。因为这个结构崩溃得如此彻底，散户只顾及自己的利益，不愿意让出任何资源，更不愿意接受整合，于是所有整合的努力都落空。物极必反，有一个长治久安的汉朝，就有一个分崩离析的三国及南朝。地方势力太大了，犹如大公司瓦解，留下来的代理商只有做自己的生意，用小本钱经营当地的一些小买卖，不想再为公司分销货品了，当分销的利润比不上独立小户的利润时，他宁可公司只空有一个招牌，而可以借招牌做自己的生意。我想许多连锁店都有这样的问题：当连锁店做得不好的时候，除了个招牌，什么都没有。所以连锁店的总公司也只能收一点权利金，永远无法扩张，永远不能改造商品、开拓新市场，董事长或总经理都是空的名义而已。到了这个地步，任何一度风光的企业也无能力力了。必须等到另一种崭新的产品，以一个低廉的价格打入新市场，把连锁店通通打跨，这个新产品才能够重建新秩序。这个新公司什么时候出现呢？在隋唐，而隋唐的基础在北朝，不在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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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月，蜀丞相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使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统留府事。临发，上疏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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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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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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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端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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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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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賊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河北阳平石马。（《资治通鉴·魏纪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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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曹操已拥百万之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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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汉诸葛亮闻曹休败，魏兵东下，关中虚弱，欲出兵击魏，群臣多以为疑。亮上言于汉主曰：「先帝深虑以汉、賊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賊，才弱敌强；然不伐賊，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可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以为非计。今賊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寒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伯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颌、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资叟、靑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皆数十年之内，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亊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虚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资治通鉴·魏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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