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108029
1703108030
另外一位财经专家是杨炎。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均田制到了唐朝时已经毁坏，土地和户籍不相符，尤其是区域性的不平衡非常显著。杨炎将均田制改为两税法，将本来依均田制收取的租、庸、调，改为分春夏两季收两次税；收的是户税和地税，只要有户口就收户税、有土地就收地租。两税法简化了纳税过程，又使得纳税的对象容易稽查，也就是扩大了税基又稳定了税源。两税法收取的税已经由实物变为货币了，这可以说是适应当时货币经济而订定的措施，使得政府税收增加了好几倍。
1703108031
1703108032
这两位财经专家所定的政策都正切时要，但是在个人命运上，却不是那么顺利，杨炎陷害刘晏，使得刘晏冤死，而杨炎自己又被另一个奸臣害死，最后这两个财政大臣都不得善终。这情形和唐初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是相当冷酷无情、是非不明的。
1703108033
1703108035
唐代的谏官
1703108036
1703108037
唐初谏官，比如说魏徵，他常常劝谏太宗，要亲君子远小人，要多听听不同的意见，要虚心听大家的劝告。基本上唐太宗听魏徵的话，而且也欣赏魏徵，认为魏徵是他的一面镜子，可以让他知道哪里做对、哪里做错，如果魏徵不在旁边，就丧失了一个提醒他的人。曾经有一次，唐太宗要去打猎时，魏徵来了，他不敢跟魏徵说他要去打猎，就把打猎用的小鹰放在袖中，等到魏徵走了，小鹰也死了。所以唐太宗对于谏官是相当能接受而尊重的。相对的，德宗、代宗对于听谏就不是那么有度量了。当时最有名的一位谏官是陆贽，他在德宗身边提出不少意见，但是却不见得被采纳，这和太宗就很不一样了。魏徵在太宗时代得到善终，陆贽却被放逐。陆贽的文章，留传至今。《陆宣公奏议》是著名的论述文，一直是中国古文里的典范，说理清楚而情感真诚。
1703108038
1703108039
举一个例证，公元七八三年，德宗建中四年的时候，当时皇帝询问：「到底我们出了什么问题，使得我们国家这么不安、有这么多叛变，政府几乎无法运作？」陆贽复奏，当前最重要的就是了解老百姓要什么，老百姓想要做的事情就帮他们做好，老百姓讨厌的事情就不要做，也就是民之所欲了。基本上，治乱趋于人心，太平或是混乱都是因为人心。所以在混乱、变动的时候，老百姓是希望安定的，只要找出老百姓希望安定的原因和方向，天下自会安定。君主应听取各地的意见，不能偏听自己爱听的话，要全朝文武、地方首长将各种意见传达到政府，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真正的领袖应是拿天下的智慧帮助你的替慧，只要君臣同心，天下还会混乱吗？这些话看上去很简单，事实上却很重要，这些事情是不能够偏废的。这篇奏章到了德宗那里，德宗根本不理会，陆贽不甘心，又说，我们立国的基本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要怎么知道群众是否拥护你呢，必先要知道群众的情感和愿望。所谓治国的道理，不外乎是了解群众想要什么，群众的想法如何。以《易经》来解释，如果乾卦在下面、坤卦在上面就是泰，太平的意思；坤卦在下面、乾卦在上面就是否，是不好的。巽卦在上面、震卦在下面就是益，是得益的；艮卦在上面、兑卦在下面是有损害的。天在下，地在上，看上去不是倒过来了吗，怎么说它好呢？因为君臣能沟通。君在上，臣在下，不是很好吗，怎么会是否呢？因为上下不能沟通，上面的人不听下面的人的意见。上面的人强加自己的意见在下面的人身上，只能说是损害。政府是船、民情是水，如果政府顺着民情走，就浮，否则就沉没。君主一定要听人民的话，信任下属的建议。君主常常拿威严压人家，对人相当严厉，这样流弊就多了。远方的人不了解你，就怀疑你；近的人了解你，就躲避你，想办法把自己的错误掩饰起来。君臣之间没有办法合作，上下是相隔的。陛下自己生气，老百姓却没有办法了解你生气的原因。不能开诚布公，使得大家愿意对你讲真话。这半年来，陛下一直关闭自己，不肯听别人的话，大家出入都是恭恭敬敬，这宇宙之广，谁会跟你说真话？虽然你也有机会单独接见大臣、使者，但是大家都怕你，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的。
1703108040
1703108042
诚信为要
1703108043
1703108044
这次唐德宗接到他的意见之后，就派人传话给他说：「我对人是很诚恳的，我也很愿意接受大家的意见，但是我开诚布公，反而有人想害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有所防备，并不是我不愿对人诚恳。」——其实这当然是德宗本身的猜疑性格所造成的。德宗又说：「你们这些劝谏的人常常将过失推到皇帝身上，其实我看你们说的话都很普通，为什么我要相信你们呢？如果你们能够说出让我信服的话，我一定采纳。」陆贽这时复奏：「你一定要接受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果各人意见看起来都接近，那就是大家的想法相同。你对人要有诚信，对于人家的劝谏要能够容忍，不能轻易生气，或是想借机报复。诚与信是最重要的，一不诚，你就会防备人家；一不信，人家就会防备你，如此，上下之间就隔绝了。表面上，你是用聪明才智去压人，事实上是欺骗诈谋；说是你在防备人家，事实上是人家在防备的中间取巧，用许多迎合你的意见，断绝了真相的通路。所以诚与信是绝对要注意的。你不要用一己的聪明才智去掩盖自己的错失，否则一个错失盖过一个错失，永远不会得到真正的意见。你也不能说大家的话都一样，就不值得听了。要知道，大家之所以会有一样的意见，一定有其道理，不能因为大家讲的都很像，就不去听；如果你愿意听，大家都会跟你讲真话，如果你不愿意听，就没有人跟你讲真话了。」
1703108045
1703108046
陆贽又说：「有九个毛病是大家都有的，其中有六个是属于领袖常犯的，有三个是一般人犯的。这六个毛病是哪六个呢？第一个是我要胜过别人，第二个是不愿意听人骂我，数落我的过失，第三个是喜欢辩论，第四个是觉得我比别人聪明，第五个是逞自己的威严，第六个是拒绝人家讲的建言，刚愎自用——以上六个是领袖人物常常犯的毛病。臣子常犯的毛病就有：阿谀、畏畏缩缩、看脸色说话。这三个毛病加上刚才讲的六个毛病，天下就没有人敢跟你说真话了。上情不通于下，下面的人就迷惑；下情不通于上，上面的人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真正有所依据做决定。所以君主应该了解，劝谏你的人多，就表示你能接受不同的意见；劝谏你的人说话很直，就表示你能容忍；劝谏的人说错了话、说活很狂，就表示你能宽恕；劝谏的人泄露了劝你的事，就表示你能遵从别人的劝谏。这个时候，劝谏对你才真正有用处。」
1703108047
1703108049
罪己诏
1703108050
1703108051
陆贽这些话说了相当多次[3]，但是德宗只有一次听得进去。古代君主，在大乱时，要下罪己之诏。在德宗元元年，公元七八四年，唐代几个重要的藩镇反叛，德宗一筹莫展。京师缺粮少兵，只好下罪己诏，责备自己。德宗自己写了一篇，给陆贽看，陆贽看后觉得不够诚恳，帮他写了一篇。这个诏书颁布天下，并改元贞元年，就是代表与民更始，一切重新再来。他在诏书中说：我从小生长在宫中，不知道下面的苦，不知道当军人的苦。我只拿别人告诉我的消息，假的当成真的，真的我听不见。我这样的作为，使得天下大乱，老百姓日子过得不好、政府不安定，国家因此内乱。这是我自己的过错，我必须要挑起这个担子来，不能推卸给别人。我要把过去的苛捐杂税都去掉。除了叛军首领有罪之外，我也不责备跟随反叛者的军人。让我们一起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局面。
1703108052
1703108053
这份诏书颁下，民心大悦，大家都佩服皇帝的坦诚，连反叛的军人都哭了。中国历史上常有下诏罪己的例子，在天下出了事的时候，皇帝担起所有的责任。陆贽这篇稿子，内容很动人。他站在皇帝的立场，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身上——作一个领袖，自己有权，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属下身上，一旦出了问题，就责备别人，而不是责备自己，这种人恐怕不是一个好的领袖，他身边可以用的人只会越来越少，不会越来越多。所以中国皇帝下诏罪己的传统，倒是相当值得今天的执政者借鉴。美国的杜鲁门总统曾经说过一句话：「所有的责任推到我桌前，我就不能再推了；一桶桶的水传到我这里来，我就不能再传了，因为我是最后一个人，所有的责任都应该我扛下来。」如果一个领袖在出了事的时候，只会责备身边的人，大家都错，只有他自己没错，只有他可以纠正大家的错，那么将来就没有人能替他分忧、替他分劳。国家的领袖要有担当，一个公司、团体的领袖也要如此。如果功劳都归自己，过失推给别人，以惩罚、责备掩饰自己的过失，那么这个公司不久一定会人心涣散，没有人能在这个领袖周围做事了。
1703108054
1703108055
虽然陆贽如此尽心，但是他的运气并不太好，到最后德宗还是将他发配边疆；这和太宗时的魏徵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不过，他的《陆宣公奏议》却一直流传至今。唐朝的文章中，陆宣公的奏议是很著名的好文章，因为情感真挚而条理分明。陆宣公的许多文章翻成白话文，都还可以成为报纸上社论的范本。这种以理胜情、以诚传达自己逻辑上的思考，是正正当当的一种做法，是很叫人佩服的，假如今天我们在社论上看见这样的文章，我们一样也会感动。
1703108056
1703108058
君主专权
1703108059
1703108060
将贞观时期和唐中叶相比，可以看出唐朝最主要的弊病就是单一首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皇帝手里，其他人只是辅佐与参谋，听不听全在君主。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唐朝一直在危机中度过，内忧外患不断。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想出解決的办法来，只是皇帝往往不用，或是用得太晚，或是相信身边的小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最后剩一些小人围绕在君主身边。这三个唐代皇帝基本上都犯同样的毛病，只是有的刚强，有的懦弱。德宗是三人中最刚强的一位，所以在他手上牺牲的贤臣也最多。由此，一个像唐朝那样风光的朝代，兴起的时候是那么难，垮掉的时候却是那么的容易。
1703108061
1703108062
魏徵时时刻刻劝谏唐太宗：要得到一件东西是很难的，要失去它却是很容易的；最难得到的是人心，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人心。创业不易，守成更难，因为守成的人对已经立下的制度，不仅要信守，还要常常找出毛病，作适当的修正和改变。同时，一个做领袖的要能分辨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只会阿谀的小人。人才往往有自己的意见，一个有才干的人通常是有品格的，不愿阿谀；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知道他该如何做，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迎合领袖的意见。这种人在某些领袖的眼里就是不听话、常常唱反调的人。这种领袖，加上这种顺从的助手，他的朝代不会维持很久的。今天，已经不是一姓一家的朝代了，老百姓最重要，老百姓应当要找到最能够为国家服务的人。
1703108063
1703108064
我们将这个治国的原则，运用到企业经营上，也是一样的。一个好的领袖、好的决策者绝对不是自负的人，而是谦虚的人，能听取不同建议、不同想法，容许许多人帮他，分析建议，找出最合适的决定。一个好的领袖也绝对是耳朵开开、眼睛开开，不断搜集重要的消息，手上能够掌握最清楚的资料、最清楚的情况，不会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违背真实情况的决定，绝对是灾害，不会是真正有用处的。
1703108065
1703108067
企业与组织的运作
1703108068
1703108069
现在再回到企业与组织来看。企业不会君主独裁，可以分为一个人掌理大事，一个人掌理日常行政事务。不管是董事长和总经理，或是主席和执行长，只要彼此以诚相待，对属下也以诚心出发，相信人家的善意，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彼此坦诚而互相信任地沟通，如此，意见可以充分地表达，许多的方法可以被提出。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利弊，组织当然兴旺。反之，如果领导者刚愎自用，不接受别人的意见，可能把本钱赔光，组织也垮了。天下的成功没有侥幸，失败也不会没有原因，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
1703108070
1703108072
天子所作，天下式瞻
1703108073
1703108074
最后我想以《资治通鉴》中陆贽的一段话[4]，作为唐朝的结尾。当时德宗问陆贽：「现在许多的藩镇对朝廷又起二心了，我们应该怎么办？」陆贽回答：「假如要以你一个人的聪明去了解宇宙的所有变化，要以你一个人去防止世上几千几万人对你的欺诈，这是做不到的，因为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以前项羽将秦的二十万降卒全部杀光，算是防备得很透彻了。相对的，汉高祖豁达大度，对于所有归顺他的人，都依着他们的能力分配工作。陛下觉得你的聪明超过别人，你思虑得很周到，你谋略得很宽，以为这样可以防备别人的诈欺。你用力量管束百官，用威严统治天下，这种情况下，有才能的人觉得无处施展，对你忠心的人怕被你怀疑，有功劳的人怕你容不下他，对你有不轨的人怕你追讨他的责任，于是铤而走险，做出更多的坏事。天子的行为，全天下都在注目。一些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治理天下呢？希望你拿前朝许多的内乱当作自己的警戒，不要做出错事。」这一段是很多领袖都应当记得的：不可以任一己之聪明来压倒天下。
1703108075
1703108076
[1] 回纥合骨咄禄可汗屡求和亲，且请昏；上未之许。会边将告乏马，无以给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诚用臣策，数年之后，马贱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对曰：「愿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为社稷大计，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对曰：「臣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马亦易致矣。」上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唯回纥卿勿言。」泌曰：「臣备位宰相，事有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许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听之矣，至于回纥，宜待子孙；于朕之时，则固不可！」泌曰：「岂非以陕州之耻邪！」上曰：「然。韦少华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岂能忘之！属国家多难，未暇报之，和则决不可。卿勿更言！」泌曰：「害少华者乃牟羽可汗，陛下即位，举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禄可汗杀之。然则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赏，又何怨邪！其后张光晟杀突董等九百馀人，合骨咄禄竟不敢杀朝廷使者，然则合骨咄禄固无罪矣。」上曰：「卿以和回纥为是，则朕固非邪？」对曰：「臣为社稷而言，若苛合取容，何以见肃宗、代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余对，未尝不论回纥事，上终不许。泌曰：「陛下既不许回纥和亲，愿赐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谏，但欲与卿较理耳，何至遽欲去朕邪！」对曰：「陛下许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己与之和，但不能负少华辈。」对曰：「以臣观之，少华辈负陛下，非陛下负之也。」上曰：「何故？」对曰：「昔回纥叶护将兵助讨安庆绪，肃宗但令臣宴劳之于元帅府，先帝未尝见也。叶护固邀臣至其营，肃宗犹不许。及大军将发，先帝始与相见，所以然者，彼戒狄豺狼也，举兵入中国之腹，不得不过为之防也。陛下在陕，富于春秋，少华辈不能深虑，以万乘元子径造其营，又不先与之议相见之仪，使彼得肆其桀骜，岂非少华辈负陛下邪？死不足偿责矣。且香积之捷，叶护欲引兵入长安，先帝亲拜之于马前以止之，叶护遂不敢入城。当时观者十万余人，皆叹息曰：『广平王真华、夷主也！』然则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叶护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为可汗，举全国之兵赴中原之难，故其志气骄矜，敢责礼于陛下；陛下天资神武，不为之屈。当是之时，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营中，欢饮十日，天下岂得不寒心哉！而天威所临，豺狼驯扰，可汗母捧陛下于貂裘，叱退左右，亲送陛下乘马而归。陛下以香积之事观之，则屈己为是乎？不屈为是乎？陛下屈于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谓李晟、马燧曰：「故旧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纥，今闻泌言香积之事，朕自觉少理。卿二人以为何如？」对曰：「果如泌所言，则回纥似可恕。」上曰：「卿二人复不与朕，朕当奈何！」泌曰：「臣以为回纥不足怨，向来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纥可汗杀牟羽，其国人有再复京城之勋，夫何罪乎！吐蕃幸国之灾，陷河、陇数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尘于陕，此乃必报之仇，况其赞普尚存，宰相不为陛下别白言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纥，此为可怨耳。」上曰：「朕与之为怨已久，又闻吐蕃劫盟，今往与之和，得无复拒我，为夷狄之笑乎？」对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为胡禄都督，与今国相白婆帝皆从叶护而来，臣待之颇亲厚，故闻臣为相而求和，安有复相拒乎！臣今请以书与之约：称臣，为陛下子，每使来不过二百人，印马不过千匹，无得携中国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约，则主上必许和亲。如此，威加北荒，旁慑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曰：「自至德以来，与为兄弟之国，今一旦欲臣之，彼安肯和乎？」对曰：「彼思与中国和亲久矣，其可汗、国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谐，但应再发一书耳。」上从之。
1703108077
1703108078
既而回纥可汗遣使上表称儿及臣，凡泌所与约五事，一皆听命。上大喜，谓泌曰：「回纥何畏服卿如此！」对曰：「此乃陛下威灵，臣何力焉！」上曰：「回纥则既和矣，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云南自汉以臣属中国，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赋役重，未尝一日不思复为唐臣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九》）
[
上一页 ]
[ :1.7031080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