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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则奈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苟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会之间，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彩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匹，计十八万匹，可致六万余头。又命诸冶铸农器，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余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命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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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于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强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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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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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某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加辩诘，私其公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资治通鉴·唐纪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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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资治通鉴·唐纪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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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问陆贽：「近有卑官自山北来者，率非良士。有邢建者，论说贼势，语最张皇，察其事情，颇似窥觇，今已于一所安置。如此之类，更有数人，若不追寻，恐成奸计。卿试思之，如何为便？」贽上奏，以为今盗据宫阙，有冒涉险远来赴行在者，当量加恩赏，岂得复猜虑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听览而欲穷宇宙之变态，以一人之防虑而求胜亿兆之奸欺，役智弥精，失道弥远。项籍纳秦降卒二十万，虑其怀诈复叛，一举而尽坑之，其于防虞，亦已甚矣。汉高豁达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纳用不疑。其于备虑，可谓疏矣。然而项氏以灭，刘氏以昌，蓄疑之与推诚，其效固不同也。秦皇严肃雄猜，而荆轲奋其阴计；光武宽容博厚，而马援输其款诚。岂不以虛杯待人，人亦思附；任数御物，物终不亲！情思附则感而悦之，虽寇仇化力心膂矣；意不亲则惧而阻之，虽骨肉结为仇慝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㝢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照群情，有先事之察；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威制四方，有以力胜残之志。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天子所作，天下式瞻，小犹慎之，矧又非小！愿陛下以覆车之辙为戒，实宗社无疆之休。」（《资治通鉴•唐纪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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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一章 结构的老化·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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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宰相和皇帝的关系基本上和唐朝是颇类似的，宋朝的宰相包括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也是集体辅政的局面，其中只有一个称为首相，他的权力比较大，相当于领班的地位。宋朝宰相的任命又比唐朝要自由一点，并不一定要三省的长官才可以担任相职，只要是翰林学士，或是任何人得到了参知政事、平章政事的头衔，就可以在这个宰相班子里共同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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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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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唐朝，宋朝的皇帝比较没有受那么多牵制。第一他不受武臣的牵制，因为宋朝并没有武人干政现象，也没有地方独立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宋朝的疆域比较小，西南方失去了云南（也就是当时的南诏），西边又有西夏直逼关中；北边的辽人不但占领燕云十六州，整个漠南也都为辽人所有。因此，整体来讲宋朝的疆域比起唐朝要小得多了。宋代的人口也比较少，但不是少很多，因为孳生的人口还是不少。宋朝要解决的困难是外患，但是并不采攻势，主要是防守。邻邦如契丹、西夏，常常骚扰边境，宋朝基本上只能勉强自守，没有对外攻击的能力，也不打算做远征的工作。虽然宋朝在西南边有一点军事行动，但也算不上是大军，所以基本上，宋朝国防预算的消耗并不算大。自太宗以后宋朝只有防守的费用。在宋人与辽人的和议达成以后，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人的战争只是在西夏这部分，防范西夏的进攻而已。宋朝国防预算不算大，国内的经济比起唐朝则更加发达，都市化的现象和市场化的现象都有显著的发展。宋朝的经济情形基本上已经到了相当复杂的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局面。除了种田维生以外，已有相当多的人民是靠其他收入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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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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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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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和东南亚的经济往来外，也经过辽国和西夏对外伸展贸易路线。宋朝和日本、高丽的贸易往来也相当的频繁。对外的国际贸易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不错，在这样的局面下，国防开销并不大，经济又相当发达，人民生活得也很不错。一个国家要提供的两方面，安全和繁荣、宋朝基本上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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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宋朝和辽人维持着和平，但是这是靠宋朝每年送布帛给辽人换来的和平。比较用布帛换来的和平，与子弟在前线牺牲、维持强国的形象，宋人的政策毋宁较为经济。国家积弱久了，当然终究免不了就会有后来金人和蒙古人的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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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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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所要讲的是前半段：从王安石变法一案，考察宋朝的宰相与皇帝之间的合作，以及他们怎么样处理国家的大事，平衡两边的关系。宋朝的皇帝是自己执政的，而且几乎天天要与宰相们讨论朝政。宋朝宰相的任命，出自皇命，皇帝想换就换，几乎不会有什么困难。宋朝有相当专业化的文官，是在儒家教育下出来的士大夫。开国不久后，宋朝就时常免不了有党争，不同意见的朝臣分成不同的党派。这些党派有时候是按照意见分派，有的是按照地域成群，或按照考取的年代结党，朝廷的党争相当严重，常常因此而延宕了国家的大事，也因党争而内耗了许多人才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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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变法开始于他受命进入宰相班子做事，一〇六八年，也就是神宗熙宁元年，一直到他两次罢相、两次回任，最后他下台是一〇七六年，差不多八年的时间，是王安石变法的时期。王安石变法的宗旨，主要在精简人事、精简费用、增加国家的收入而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当时神宗皇帝相当信任他。宋朝政府是一个儒家官员构成的文官体系，因此过去的许多传统与成例以及儒家的理念，都是有相当约束力的，不大容易改革。王安石出身穷困，他了解当时民间的疾苦，也了解政府里的许多困难。当时宋朝对外战争不频繁，防守边疆用的兵力也不大，却养了相当多的常备军，构成很大的负担。当时官员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官，一个是吏。官是士大夫，吏是官员的助手。宋朝的制度，官员出身只有考选跟门荫——门荫就是父亲做大官，子弟也可以有个职位做。军功途径也可以进入官的阶层。但是吏员就没有什么资格可言，也没有真正的考选过程，常常是累代世袭。政府事务，不少依仗吏员执行。吏员经常做同样的工作，因此对业务的了解程度往往比高高在上的官员更为熟悉。而且，官是流动的，吏是不动的。但是宋朝的官有很好的薪水，吏却几乎没有薪水，仅可在工作上收取一些规费，所以吏员就不免贪污。吏员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前途，不太自尊自重。这样子的文官体系就变成一个头重脚轻的局面，官吏人数很多、开支很大，品质与效率却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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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财政收入，基本上依然维持唐朝杨炎所创的两税法，但是又恢复了劳役的制度。理论上除了老弱妇孺，都要服劳役。王安石和宋神宗时代的政府是耗费不小、组织也很松散的政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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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以前，宋朝官制中又有所请「差遣」，其官职与工作并不相称。担任某一官职的官员，管另一个职务，而本身的职务又由另一人担任。差遣制度，使职务没有清楚的划分，也没有办法了解一个人在这个职务上会做多久。这种名实不副的制度，也有弹性的好处，政府可随时派遣一个人去做可能最适当的工作。但是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往往不问阶级和职务是否相副，官阶很高的人去做一个很不重要的闲差事，他的重要的职务反而由一个不重要的人代理，这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宋神宗接位之后，力图改革。当时朝中很多老臣不希望改变，但是神宗有改革的决心，王安石也上了意见，认为不对的地方就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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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170310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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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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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他的任务就是要整顿这些混乱而浪赞的制度，而他提出来的方法也都针对这些弊病。国家养兵太多，他就提出全国皆兵，凡是身体好的人都有当兵的义务，平时要学习保家卫国，当有战争时，这些民兵就可以征调出来为国作战。他要提高吏员的地位，提高吏员的薪水，使他们可以以薪水养活自己，就不会贪污，或收取一些不必要的规费。他也盼望将混乱的政府规划得有效率一些，比如，什么职位的人做什么事？宰相班子如何产生？一定要由三省长官作主……这一系列的作为使得政府更加有效率，组织更合理。在增加吏员的薪水时，有人问他，你去哪里找钱来？他说：与其让吏员自己去贪污找钱，不如政府在收取的一些费用中规划出一笔费用，平均分配，使得每个单位的吏员，都能有合理的薪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