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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单位是常设的单位：一个是会计、一个是稽核、一个是档案。除此之外，其他单位的负责人应该统统由总经理直接聘用、管理与指挥，如此总经理就有一批人可以差遣，不会有一些他差遣不动的人。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包括董事长在内，都不应该干涉总经理在他职权之内的用人方法、在他预算范围之内的花钱方式、在给他的任务之内的做事过程和方式。这样，总径理和董事会的职权就划分得很清楚，董事会考核也比较容易，不会有总经理说我本来要如何如何，但是董事会派给我的人无法差遣或能力不足，使得我的工作受到妨害。当总经理有机会做这种说词时，董事会就没有理由责备总经理没有实现他们赋予他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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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权力划分比刚刚我们所讲的中国历史上A型的模式还要清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权和任务。总的成绩讲起来，就使得宾主都得到益处，董事会认为公司得到了应有的利润、应有的任务；总经理和他的属员出色完成了任务，除了原本应有的报酬，还应该得到一定的奖励。有功劳的人都得到一定的升迁，公司的业务扩张、公司扩大，员工工作的机会也增加，大家都可以得到好处，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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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组织 第十五章 形势与资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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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朝是一个非常专制的时代，皇帝自己做自己的宰相，他的宰相们不过是做秘书的工作而已。最初的宰相是内阁大学士，这些人担任的工作和明朝内阁大学士是一样的，地位相当高，也有一定的职权。雍正以后，设立了军机处，等于完全是内廷的秘书处。军机处有五六个军机大臣，没有一个人可以作主决定大事，一切都是集体的决定，都集体向皇帝禀报。在这种制度下，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突出的贤臣，能以宰相的身份对国家的事务作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直到清朝晚期，才有权力较大的单位，也就是军机处之外的新设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一个管对外事务交涉的官员的权力较大。总理衙门的决定对国家的未来，也有很大的影响。这个官员可说相当于前面几个朝代的宰相的位置了，可是他也不过是军机大臣的首席，或是军机大臣之中重要的人物而已。我们常讲的曾国藩，事实上也不是真正的宰相，他的主要精力并不是花在宰相职务上。他一生最大的功业是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指挥作战时所做的。后来他参与了中央政事，时间也并不长，贡献则以外交方面为多。曾国藩值得称道的工作，正如李鸿章的情形一样，都是在外担任封疆大臣时的事业，他们对后世有相当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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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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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曾国藩跟李鸿章的功劳之前，我们必须先谈一下当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的结构。从汉代开始，中国的经济制度无疑是以农业力主。当时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一个是来自土地的税收，一个是人头税。汉代的老百姓要为政府贡献若干的劳力服务，当不做劳力服务的时候，他们要付税代役，称算钱与更赋。即使到了三国以后，租庸调的制度，一样是地租与劳役服务。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政府征税的对象，基本上是以农业人口力主。当然，商业也要课税。汉朝初年时工商业相当发达。汉武帝时，征取相当高的市场税与财产税，而且严格惩罚逃税，对工商业造成严重的打击，工商业从此一蹶不振，中国的生产事业自此就转入农舍的手工业。农舍手工业是依附着农业的经济体，并不是农业生产本身。这一部分农业生产闲暇时间所从事的生产工作，倒并不是政府征收税的主要对象，因此作坊工业和一般商业在中国税收项目里并不是主要项目，政府也并不是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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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中国经历了长期经济上升的时期，其中原因很多，主要因素，当是国际贸易发达，国外的白银流入换取中国的货物，中国商品销往东南亚与日本，甚至销售到欧洲。丝绸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输出的重要商品，在明清两代也依然是很要紧的外销货品。瓷器与茶叶也是很有利润的外销品。明朝后半叶与清朝前半叶，中国累积的财富相当多。东南沿海、华南沿海和长江几个主要的内河口岸，地方经济发达彰彰可见。东南沿海城镇增加相当迅速，许多小城镇变为商业都市或工业生产中心，景德镇即是这样的例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许多小城镇，也都是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这些地方的人口在明清两代也都有大量增长，凡此现象说明了中国此时的经济体已经达到相当规模。但这一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却没有成为政府征税的税源，有用的资源放在旁边，政府并没有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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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既要打蒙古，又要对付满洲，沿海则有倭寇侵犯，明末有流寇蜂起。应付这些战事的财务支出极为浩繁，为此，明政府的财政非常拮据。但是，政府只是不断派捐加赋，并没有在田税和人头税之外增加新的税源。农业税源之外，是有些专卖项目，但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碰到工商业本身。即使有像张居正那样能干的人，他在寻找财源时也没有在工商业方面开辟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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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沿海和华南沿海一带，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前半期是相当富足的，虽然北边战事频仍，但相对来说南方战乱少得多，流寇也并没有波及到南方。为了征服东南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清朝曾经颇花气力平定规模大的抗战。不论流寇也罢，满洲也罢，都没有对这个最富有的地区造成重大的影响。长期藏富于民的结果，有了一个新经济体出现。这个新经济体一直等到太平天国兴起的时候，才变成政府触碰的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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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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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国防。国防除了花钱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常备军。明朝的常备军是卫所。卫所是生产与训练合一的组织，长期以来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国家基本上不用再花养兵的钱。卫所制度逐渐败坏以后，国家还是要负担养兵费用，调动少数民族的军队，到东北去打满洲，到北方打蒙古。然而明代也并没有全国征兵、纷扰不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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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作战武力，在前期主要是八旗，包括满洲八旗和汉军旗，后期有绿营，都是常备军。清朝并没有像汉朝那样的全国征兵制。战乱的时候老百姓是会受到扰乱，生活是会受到影响，但是不像汉、唐时代，全国青年人都会应征服役。从财源方面说，清朝不论对外有多少战争，一般老百姓受到的影响并不算多。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以后，不断受到外力的侵犯，中国吃的亏是贸易上的亏，与战后的赔款，并不是战争本身有多大的消耗。所以这些隐藏在民间的庞大人力及物力资源，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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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自17世纪到19世纪这几百年以来，不断在往上走，并没有衰退下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济才逐渐衰退，以致一落千丈。因为外来经济力量的干预，铁路、公路、轮船的出现，才使得中国原有的经济网络受到严重的破坏，民间才出现了外力侵犯所造成的经济衰退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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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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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经济改变，新出现一个依附在通商口岸的经济体时，政府却没有办法碰到它。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东南发展事业，就是靠着他能够看到这个新经济体的存在，并利用这个新经济体组织新的军队，发展新的军火工业，并从军火工业，进一步发展所谓洋务运动，将中国带进工业化和现代企业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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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宰相，能够做到这么大角度的转变，开拓新途径与触碰新资源，这样的人是不多的。再以企业界为例，有一个大公司，一直经营不恶，公司的组织、规模都是按照企业原有的工作方向和生产项目安排。有一天，突然出现了新的、完全隐藏的资金，又有了一个新的市场，于是公司有一个干部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单位，专门去调动这些以往没有利用到的资源，开拓新的市场，创造出新的服务。再用一个比喻：今天的企业界，无不从事多角经营，在自己的事业经营之外，寻找一个过去没有接触过的经营方向与新的市场。曾国藩的事功就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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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个传统的士大夫，湖南人。湖南在中国是个内陆省份，并不特别富足，也不特别贫穷。在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是个相当好的农业生产地带。鱼米之乡，农业生产足以自给，也发展了一些手工业及商业。在中国长江流域的中部，湖南算是一个中心。但是在整个中国来讲，湖南并不如何突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内陆省份，富足，但算不上是一个重要的中心。曾国藩只是一个内地的书生，后来居然能做出这样大的一个事业，这是大家都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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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宦途并不特别顺利，只是考上科举，而后一步一步升到侍郎。当他的职务升到侍郎，也就是相当今天一个部的副首长的时候，因为家里的丧事而回籍。一个告假在籍、等于半退休的在乡官员，却遇到了太平天国事件。太平天国军队是由两广往北走，第一步走出家乡，就是湖南。对于太平军而言，打长沙是很重要的工作。打完长沙，打武汉，沿着长江东下，湖南忽然成为重要的战区，洞庭湖一带骚扰最多。曾国藩以一个在籍的、半退休的官员身份组织了一支当地的民兵。湘勇，本来是在正常的编制之外的，是地方上的乡团、民团之类的地方部队。曾国藩领着湘勇，军队不断扩张，一步步追着太平军到南京，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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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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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起很不容易，当时中央政府给它的帮助也很有限。绿菅，中央政府的常备军，几乎已没什么用了，一碰到太平军，就溃不成军。中央政府除了授权曾国藩自行筹划所需资源，也不能够具体提供财务上的支援。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大事，是有一些特定的条件的。先说他个人的条件：他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对于朱熹一派的理学既有修养，又能身体力行。理学注意的是德行和学问一起成长，学问不是空谈，学问是要付诸实行的。实行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己的品行，也就是砥砺道德、德性的部分。道问学与尊德性两者不可分隔，道问学方面是研究学问，尊德性是身体力行，实践儒家的道德。曾国藩在这方面是很严谨的，他常常反省自己的行为，一点也不敢放松。他的自我反省和朋友间的相互规劝，皆可见之书信和日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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