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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月，放还宫女300人，教坊女乐600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哭泣声和欢悦声响彻街道。另外，德宗时经常从民间选一些有姿色的青年女子入宫当乳母，顺宗下令禁征乳母，也为百姓除了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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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月，调整干部政策。德宗执政后期，在干部问题上率性胡来，群臣因微小过失贬逐者，永不起用。顺宗改了这个章程，下令把长期贬到远方的陆贽、阳城等召回录用。陆贽是唐代名臣，声望崇高。他任宰相时因直言，被德宗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别驾（副职，为养老闲职）。阳城也是有口皆碑的正直官员，因提意见贬为道州（湖南道县）刺史（地区一把手）。可惜，顺宗的诏书还未抵达忠州和道州，陆贽和阳城就病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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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几条，人心振奋，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但这几条尚未触动最根本的节点，保守势力不便妄动，因为他们还没有被逼进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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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改革措施中还有一条，就是裁撤了专门研究和宣讲“阴阳、星卜”的翰林院待诏，表明了革新集团的无神论倾向。这与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等重要论文表达的思想相一致，而与韩愈认为老天有眼，能够审查每个人的善恶并进行赏罚的观点，则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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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攻坚白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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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当然不能就此止步。二王刘柳预感顺宗可能不久于人世，想抓住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从经济、军事、政治几方面深化改革。这一来，就碰到了宦官和藩镇这两个黑暗势力的命根子，双方逐渐撕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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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三月，顺宗任命与刘禹锡关系密切的宰相杜佑任度支、盐铁转运使（最高财政长官），王叔文为副使。朝里谁都看得出来，杜佑实际上是听喝的，王叔文才是掌财政实权的当家人。接着顺宗又任命刘禹锡、程异、韩晔、陈谏、凌准为度支盐铁判案（财政长官助理），协助管理财政，其中刘禹锡是主要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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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仙杂记》一书说刘禹锡每天席不暇暖，处理大量公文来信并接待各种来访，解决财政问题，当机立断，才干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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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掌握财政大权颇有作为，不但豁免了民间对官府各种旧欠，而且停止了正税以外的各种供奉，大力减轻百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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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宗时期，各地节度使多以“进奉”名义拍皇帝马屁。节度使额外盘剥百姓，所得财物大部自吞，进奉只是十之一二。有的每月进奉，称为月进。有的竟每天进奉，称为日进。德宗每年收进奉多则50万缗，少则30万缗，成为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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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宗下旨罢除各种名目的进奉，接着又罢除盐铁使的月进钱。盐铁专卖是政府重要收入，盐铁使每月向皇帝进贡现款专供私用，不仅苛敛百姓，而且影响国库正常收入。与此同时，免除了百姓积欠各级政府的税赋总计价值52万6814贯（钱）、匹（绢）、束（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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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刘柳的改革措施，在朝内外获得诸多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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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势力沉不住气了。他们看出王叔文手里有了财权，就可以交结大臣，交好军队，扎牢改革营盘。于是，一个叫窦群的侍御史首先跳出来叫阵，上书控告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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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攻击，虽然给刘禹锡造成了压力，但当时改革派正在风头上，自然告不下来。王叔文火了，要拿窦群开刀，立即罢了窦群的官。韦执谊出面力劝，说窦群这个人素有耿直名声，罢了他有副作用，先留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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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合，保守势力碰了钉子。据《旧唐书·刘禹锡传》说，此时朝廷氛围紧张起来，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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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刘柳初战告捷，不免头脑发热，彼此之间互相吹捧是周公、管仲再世，豪壮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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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故事，充分说明了当时王叔文炙手可热的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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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里有个规矩，诸位宰相每天中午在中书省一个专用餐厅见面，共进工作午餐，商量一些大事。此际，文武百官不许闯入宰相专用餐厅要求晋见，事实上也没有一个不知趣的人敢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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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王叔文不管这一套。一天中午，他有事要和韦执谊商量，于是来到中书省，让值班工作人员进去报告。值班人员非常为难，就把这个规矩告诉王叔文。王叔文大怒，大声斥责起来。值班人员无奈，只好进去通报，弄得韦执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只好起身到门外相迎。餐厅里另外三位宰相杜佑、高郢、郑瑜都放下筷子等着。过一会儿，值班人员进来，告诉各位宰相说，韦大人已经跟王学士到别的地方吃饭去了。杜佑和高郢见王叔文如此咄咄逼人，心里非常不快，但他们俩畏惧王叔文和韦执谊，不敢说什么。郑瑜仗着自己老资格，把筷子一扔，说道：“这样子没规矩，我这个宰相不做了！”说罢，起身就走，从此不来上班了。朝里的官员听到这个事情，议论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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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情况对二王刘柳产生了致命威胁，那就是顺宗的病情越来越重，只能偶尔由人扶着上殿坐坐，让群臣从远处瞻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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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医疗条件很差，人均寿命也不长。朝臣们见到顺宗这个身体状况，私下里不免掐算着皇帝驾鹤西去的日子。这时，朝内外就起了一种议论：假如顺宗突然咽气，朝廷岂不要陷入混乱？议论的中心，就是要尽早确立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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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谋深算的宦官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利用顺宗病重无暇顾及宫内其他事情的当口，在大内展开了政治活动。宦官们探知到顺宗的长子广陵王李纯（778～820）对二王很不感兴趣，于是就拉拢李纯，谋划让李纯尽快取代顺宗，以便釜底抽薪，从根本上打倒二王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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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末，大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召来德宗时的元老郑、卫次公等入宫商议此事。不赞同改革的元老们对宦官的提议心知肚明，商量了一会儿，写下四个大字“立嫡以长”呈上。病入膏肓的顺宗在各方压力下，于三月二十四日同意立长子李纯为太子，四月六日为李纯举行了确立接班人的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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