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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时期的特色，是中高级干部子女和亲属世袭当官愈演愈烈。汉朝唐朝当官也有世袭，但只能子孙世袭。北宋开国以来，渐渐扩大世袭范围，中高级干部的子孙、亲戚、随从甚至门人，都可以不经考试推荐当官。每逢重大庆典、祭祀等时刻，为显示皇恩浩荡，皇帝会当场大批量批准干部子女或亲属、门人当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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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自然是跑官的好时机，谁也不会放过，老早就找路子把自己的子女、亲属名单递上去，在皇帝那里排个位子。由于跑官的人太多要搞平衡，皇帝也没有办法，只好多多益善。比如每隔3年一次的郊外祭祀，仪式结束的时候，往往一次批准上千干部子弟当官，这还算是少的。有的干部子孙还是吃奶的孩子，也封了官。官员们发牢骚说，这么多人不考试就当官，干脆就别考进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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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说：一个担任翰林学士职务以上的官员，任职过了20年的，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达20人之多，仍不满足，还要奏请亲属再任京官，实在是滥竽充数到极点了。据统计，北宋时期，每年靠“门荫”当官的人数，远远超过了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人数，可称为“门荫”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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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有“纳粟”，即买官。政府扩充军备、疏浚河流乃至赈济救灾，富人出来交钱交粮，可以封个一官半职，慢慢成了制度，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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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因素叠加起来，自然冗官太多，素质下降。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在湖北钟祥调研时发现，当地第一把手王昌运又老又病，连走路都走不了，要两个人搀扶着办公。3年下来，州政荒芜衰败。替换他的刘依，也已经70多岁，耳聋眼花，连当朝宰相（总理）的名字都不知道。欧阳修给仁宗写报告说：陛下想一想，这样的干部，能够治理好地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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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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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最关键的，首先是削弱“门荫”集团。在递交《答手诏陈十事》之后，他又主持起草《任子诏》等重要文件下发，限制干部子弟世袭当官。比如在皇帝生日、南郊祭祀等特殊时段，不再实行集中“荫补”。长子以外的子孙必须年满15岁，子侄年满20岁，才有“荫补”资格，而取得“荫补”资格之后，必须通过礼部考试，合格才能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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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创新，激励了干部子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为北宋官场输入了活力。但是，断了官路的人岂肯善罢甘休？由一些已退未退的大官僚带头，不断向仁宗恳求恢复旧制，用各种理由向仁宗施加压力，仁宗心里着实添了不少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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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还打击了“门荫”的变种。一些大太监仗着大内威势，违反规定，私自占据首都一些地区和很多肥缺单位的一把手位子，颐指气使，而且十几年不让位。范仲淹、富弼和韩琦商量改革，第一步是把这些地区领导人的任期定为3年，不得私自请求连任，任期超过3年的，请皇帝下诏罢免，另择合格官员担任。这一来，深得京师人心，可得罪了大太监。这些宦官夜里做梦都在咒骂范、富、韩三人，并且在仁宗耳边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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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范仲淹派王鼎、杨、王绰三个能干的官员明察暗访各级各地官员，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员，处分庸吏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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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毫不客气，每看到据实调查的报告，就大笔一挥，把贪腐官员的名字抹掉。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全家都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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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回答成了历史名言：“一家哭总比一个地区都哭要好！”地方吏治有了起色，但一些丢了乌纱帽的地方官把王鼎三人称为三虎，恨得咬牙切齿，向仁宗哭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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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动真格的重新进行利益分配，称范仲淹为圣人的就越来越少了，这就是人性。结果是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大太监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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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办法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新政开始不久，监察御史（监察官）梁坚就上书弹劾陕西地方官滕子京和西部军区副司令张亢贪污挪用机要费。这两个人一向为范仲淹器重，是新政的坚决支持者。机要费是皇帝批给官员的一小笔机动钱，在使用上有模棱两可的余地。范仲淹见此，不惜辞职，起来为他俩辩护。但对方也以辞职要挟，有一个与范仲淹作对的叫王拱辰的御史中丞（监察官）也闹辞职，而且真的不来上班了。早先，滕子京曾经批评仁宗好吃好喝，言词有点夸大，闹得仁宗很是不快。这会儿，仁宗倒向了王拱辰，将滕、张二人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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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栽赃诬陷。前朝老臣夏竦曾遭欧阳修等人弹劾贬官，对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痛恨。老夏喜欢书法，精于字形字体的研究，他还培养身边一个丫环也迷上了这一道。庆历四年（1044），他唆使这个丫环模仿名士石介的笔迹，渐渐以假乱真。石介是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大名士，经常写文章和诗赋议论朝政，十分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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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夏真够黑的，竟让丫环模仿石介的笔迹，篡改了石介给富弼写的一封信，篡改添加的内容暗含着要发动政变把仁宗拉下马。夏竦把这封信上交仁宗，算是重大举报。仁宗看了这封信，不太相信，可内心也起了嘀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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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拐点：中国历朝改革变法实录 激进的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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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利益集团还有一个致命的阴招，就是告范仲淹等人暗中组党，搞非法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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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朝宰相贾昌朝、前朝老臣夏竦等大官僚以及王拱辰等人，暗中串通，指使谏官钱明逸向皇帝告状说：范仲淹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扰乱朝廷。他们推荐的人，多是自己的朋党。凡是他们一党的，竭力保护张扬；不是他们一党的，一概加以排斥，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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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告，触到了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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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政权之后第三年（963）九月，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宋朝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他们要把互相牵制的原则充分运用到官僚人际关系中。太祖之后，太宗、真宗及仁宗都坚持这一条，决不让步。仁宗就曾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所以，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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